教材是课程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教材建设也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我国有着历久弥新的教育发展史,也有着独具匠心的教材建设史。中国古代学校教材是新时代教材改革与创新不可替代的文化源流,遗憾的是,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开展了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研究,但对明清时期学校教材(以下简称‘明清教材’)缺乏专门的探讨,有待进一步开展深入的研究。明清教材在宋元教材体系的基础上予以改版,并新编了一批经典教材,是中国古代学校教材集大成者,倾注了明清统治者与精英知识分子的教育理想,折射出了中国近五百年的教育发展轨迹,是明清历史时期教育生态的高度总结和生动反映,深度隐含着关于中国教育的永恒思考。根据教材研究的特点,本研究采取了文献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理论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梳理明清教材体系的基础上,直接面向一本本教材的文本,用多元的视角考察分析了明清教材的发展背景、影响因素、知识体系、文本特征与实践价值,共分成七个章节予以论述。在本研究中,第一章阐述了明清教材研究的意义,整理了明清教材专门研究、当代教材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以及与本研究有关的其他文献,并确定了研究思路:在收集与整理明清教材史料的基础上,从社会和文化视角分析其嬗变与发展,从知识视角梳理其知识类型与框架,从教育价值视角分析其文本特征,从实践视角归纳与总结对当代教材建设的启示,各阶段研究层层递进,朝向现实的借鉴价值归拢。第二章解析了明清教材体系的嬗变与发展。一是明清文化思想的流变与传播。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了以理学为宗的教材体系的形成与续接,陆王心学的崛起使教材增加了更多注释之本,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经义之学的民间传播;颜元实学的涌现使明清教材呈现了专科式发展的萌芽,丰富了明清教材的知识体系;二是明清专制的文教政策与八股选材。政教合一不仅使诸多律法类、文体类文本成为官方教材,而且导致部分教材成为科举的附庸,强化了部分教材的功利性和保守性;书院讲学形成了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性或应用性的著作式教材,书院藏书更是极大丰富了明清教材的版本与存量,并带动了蒙学教材的学科式发展。第三章对明清(公元1368年-1840年)时期官学教材、著名书院教材和蒙学教材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教材的作者、产生背景、主要内容、社会影响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共整理明清教材80余本。第四章对明清教材的知识指向与存量进行了解读,将明清教材的历史与人文、思想与义理、法制与礼仪、诗词与文体、科学与技术等知识进行了分类呈现,并结合具体的文本进行了解读与分析。第五章分析明清教材文本特征,从“存量”、“呈现”、“表达”三个层面解析了明清教材文本的教育性。明清教材文本存量是“丰富”的,是基于生活应用的百科读物,并凭借丰富帮助学习者走向整全的生活、生动的实践及价值意义的生成;明清教材文本是基于百家之言的启蒙与建构,错落有致的内容布局和言之有理的历史论证显现了朴素的说理风格;明清教材文本是基于诗词歌赋的文化隐喻,韵律与诗词、典故与神话能给予学习者广泛的想象与思考空间。第六章是在分析明清教材文本的教育性的基础上,揭示了理想教材的文本模型。理想的教材文本作为本土文化的基因应是“活性”的知识,具有知识体系、表达呈现、接收逻辑三个基因链;教材文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应实现价值超越,作为客体与他者的关系价值是教材文本的功能指向。教学生态是教材价值超越的藩篱,个体的认知建构是如何实现价值超越的心理逻辑;教材文本要来源于本土文化,并作为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予以表达和呈现,“文以载道”作为中国文化的表达模式应予以回归,“由博返约”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有益经验应予以推广,教材文本以“厚”为导向是“最经济”的教材本土化原理。作为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典型代表,明清教材警示了部分当代教材文本的粗放性与空乏性、文本表达的抽象性与直接性、文本选材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性与固化性。在第七章结论部分,全面总结分析了明清教材的成就与局限。明清教材是在明清时代产生和流传的,其被浸润的封建糟粕应予以批判和摈弃;明清教材属于明清时代,不能施以“拿来主义”,要予以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之,未来教育的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的关系都在发生革命性变化,未来的教材也正面临新一轮的改革创新与发展诉求,明清教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永恒瑰宝,为新时代教材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创新视角和文化关照,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