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原因，张爱玲曾被历史“有意地遗忘”。自从自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赞扬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1999:398)，中国台湾陆续开始有少数人对张爱玲进行研究，例如夏志清、水晶、林一亮。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张爱玲才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也许是张爱玲的文学光环过于强大耀眼，以致她的翻译家身份被大家忽略了很多年。直到2005年出版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第一次把张爱玲写进中国文学翻译史，国内学者才逐渐开始把对张爱玲焦点转向其译者身份及其翻译作品。　　 其实，张爱玲是一位特殊而且典型的译者，她所进行的不仅有语际翻译、语内翻译、还有自译——一种特殊的翻译;张爱玲更是中国20世纪少有的女性主义翻译家，其创作和译文中都流露着浓重的女性主义色彩，她试图在作品中揭示和宣扬的内容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是不谋而合的。因此，本文以西方女性主义翻译为理论基础，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以期证明两点:第一，张爱玲在其文学创作中充分表现了女性主义思想，例如在创作中凸显女性主体、为女性摇旗呐喊、进行男性去势和阉割;第二，在其翻译活动中更是按照女性主义译者偏爱的方式进行文本选择，积极运用前言、增补和劫持等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干涉，保护女性形象。张爱玲的这一创举在当时的中国无出其右者，因此张爱玲不愧为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的先驱。但是生活在中国特殊时期这一事实以及张爱玲自身的因素决定了张爱玲的女性主义翻译会显露出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特征，例如:张爱玲的女性主义翻译只散落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而没有形成系统的翻译理论;与西方的女性主义翻译相比，张爱玲的干涉策略显得相对柔和一些;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两性和谐，而不是以女性取代男性的新一轮性别压迫。　　 通过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中国具体的翻译实践结合起来，本文试图探索张爱玲在其文学创作和翻译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而证明张爱玲是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的先驱。这也是以往研究者鲜有触及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