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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发挥政府职能、实现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随着科技学术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城市发展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被东部发达地区赶超并逐步拉开距离,短板效应也随着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进—步显现。就公共基础设施的经济机制而言,其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应该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相适应,从而保证公共品的外部溢出效应能够被私人领域充分吸收和利用。东北地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整体规模增量控制以及内部结构调整是决定其今后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关键,这不仅表现为对产出增长的溢出效应,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环境等领域的效率持续改善。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取34个东北城市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严格以基础理论为依据,以CCR模型、BCC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为主要技术手段,综合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前沿分析与计量检验相结合、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东北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增量、结构优化、效率改善以及机制机理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为:第一,东北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波动变化与经济下行增长路径同步。辽宁省于2015年投资规模出现断崖式下跌,目前尚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投资规模虽然在稳步扩大,但是增速下滑态势非常明显。东北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水电气供应、交通运输和水利环境三大领域,投资结构优化调整缓慢致使投资绩效的改善相对滞后。第二,东北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大庆、绥化和鹤岗的技术利用和规模配置在历年均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效率水平,这三个城市未来可适度扩大投资规模。大多数中小城市普遍存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双轮恶化态势,提高先进技术利用水平、避免公共资本过快深化、重视公共投资结构优化是这些城市未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调整方向。第三,东北副省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呈现“一高一低”特征。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副省级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效率处于帕累托最优水平,但是规模效率恶化非常严重。尽管四个城市的经济总量较大,但是投资增量与经济增量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比较突出,未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注重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联动,加强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第四,私人部门经济发展对公共投资综合效率具有显著促作用。人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对投资综合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人均产出、金融规模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改善。东北大多数城市应该加强对私人部门经济发展的重视,科学评估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面临的短板,注重投资规模与经济增长协调联动,推动投资结构优化促进效率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