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状况依旧较为严峻的背景下,更高的分配公平感将提升大众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容忍度,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日益沉浸在互联网信息流之中,网络上的所见所闻成为人们重要的“传递性经验”。大众在接收网络信息内容的差别是解释社会公平感差别的重要维度。机会公平强调机会的公平分配,指民众拥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个体机会公平感指个人对自己拥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权利和机会的认知,对自己在社会结构中向上流动或获得更多生活机会的可能性的判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构造出的“拟态环境”显著地影响了个体机会公平感。本文使用CFPS2018年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与倾向值匹配法发现,相较于从未使用过互联网,仅使用手机上网的群体的个体机会不公平感的发生比更高。互联网拟态环境通过三个中介变量影响个体机会公平感,且都通过了依次回归法与KHB法的检验:第一个中介变量是自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感对机会公平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相对剥夺感越强,个体机会不公平感越强。本文通过个体对自身在当地的自评收入水平与自评地位水平来衡量相对剥夺感。CFPS数据表明,相较于从未使用过互联网,仅使用手机上网的群体的自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更低,即相对剥夺感更强,因此个体机会不公平感的发生比更大。互联网拟态环境通过增强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增强个体机会不公平感。第二个中介变量是主流媒体影响度。主流媒体对公平感的提升作用在诸多经验研究中得以证明。互联网使用对主流媒体影响度存在替代或者挤压效应,网民人均上网时长的增加,相应地会降低对传统媒介的使用,继而削弱主流媒体的影响。CFPS数据表明,相较于从未使用过互联网,仅使用手机上网的群体受主流媒体的影响程度更低,因此个体机会不公平感的发生比更大。互联网拟态环境通过削弱主流媒的体积极影响,从而增强个体机会不公平感。第三个中介变量是认知社会不平等程度。并非客观的社会不平等,而是人们认知到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影响了公平感。认知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对不平等的不满越强烈。CFPS数据表明,相较于从未使用过互联网,仅使用手机上网的群体认知社会不平等程度更高,因此个体机会不公平感的发生比更大。互联网拟态环境通过增加认知社会不平等程度,从而增强个体机会不公平感。而互联网拟态环境差异实质是一种“数字不平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机会不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首先,职业声望与教育程度对个体机会不公平感的影响不同,职业声望降低不公平感,而教育程度增加不公平感;其次,在四种互联网使用类型中,职业声望与教育程度越高,未使用互联网与仅使用手机上网的概率都越低,而同时使用电脑与手机上网的概率越高;因此,互联网使用在职业声望与个体机会不公平感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而在教育程度与个体机会不公平感之间发挥遮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