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远东的著名大都市，背倚长江，面向太平洋，有着优越的地理、经济条件，是中国经济、文化及对外交往的一个中心。上海曾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亚洲各国革命者的汇集地之一。它优越的交通条件、快捷的信息、国际港口的地位，促使当时韩国、印度、越南等国的革命志士汇集于上海，为民族解放而奋斗不息。在这种大背景下，韩国独立运动家们在上海展开了一系列反日独立运动。 “三·一运动”开始了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的新阶段。“三·一运动”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主要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国内派主张的民族改造路线；二是，上海临政派主张的独立外交准备路线；三是，中国东北、苏俄派主张的独立战争路线。在上海展开的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体现了外交准备论，而义烈团和韩人爱国团组织的两次暗杀活动则体现了利用武装斗争和暴力的手段争取民族独立的独立战争论。 上海发展成为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的一个中心与上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上海韩人的支持及法租界对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的友好政策是分不开的。上海的韩人社会成员比较复杂，而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上海的韩人社会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其它独立运动力量赖以存在和展开活动的重要社会基础。另外，法租界当局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其独立运动的不干涉政策，一定程度上使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法租界的这种不干涉政策的形成与法国的历史传统、国际局势的变化与韩人本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法租界的不干涉政策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而法国的国家利益是根本原因，法租界的不干涉政策是深受国际局势特别是欧洲局势和法国在亚洲利益的影响。 上海之所以成为韩国反目独立运动的一个中心，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设在上海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设在上海以后，吸引了大量的独立运动人士来到上海，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一系列反日独立运动。虽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其进行的独立运动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但是它毕竟是当时唯一代表韩国的流亡政府，它的存在给韩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启示了世人韩民族一直不断地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面对日本对韩国的残酷的殖民统治及对反日独立运动人士的严酷镇压，韩国独立运动家们开始组织秘密团体，以暗杀的手段，展开其反日独立活动。在上海发生的有影响的义烈斗争主要有义烈团与韩人爱国团组织的刺杀田中义一事件和尹奉吉的上海虹口公园义举。义烈斗争是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与恐怖主义、恐怖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