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晨报副刊》为研究对象,从启蒙和文学两个角度把握这个成功的副刊个案。文章首先描述了三大主编在主持《晨报副刊》编辑工作时,对启蒙工作的自觉追求。李大钊时期的启蒙富于理性色彩,无论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介绍都洋溢着理性气息,他开创的自由、开放的办刊原则,对文学新人的提携都为孙伏园所继承。孙伏园时期的启蒙工作细致、扎实,对文学于副刊的意义有清醒的认识,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是其发行生涯的黄金时期。徐志摩时期的《晨报副刊》所表现出来的启蒙实绩与他本人的主观追求背道而驰,这与他本人过于鲜明的个人主义气质有关。对于理性的启蒙与副刊的趣味性,三个主编都有自己明确的理解。丧失理性的启蒙,不仅与创办这份新式刊物的初衷背道而驰,也会失去精英知识分子这部分读者;而过于理性则会失去副刊之所以为副刊的特质,会失去大众读者。启蒙文学正是在启蒙的理性与副刊的趣味性,这两者的夹缝中脱颖而出的。启蒙的文学指向启蒙,即新文学用文体的变革来适应启蒙的需要,以文学为手段,承担起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启蒙工作。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启蒙实绩上,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要算是鲁迅,他在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大量“呐喊”式的作品。文学的启蒙是指向文学本身的,指新文学的文体革命过程,也即是审美观念的变革过程,用白话文建构起一种新的审美精神,它摆脱了传统文学中‘文以载道’、‘圣贤立言’的陈腐观念,使文学与人的自觉联系起来,在现代意义上重新界定何为文学。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周氏两兄弟的杂文,陈大悲等人的戏剧都是文学创作上的奇葩。另外,在看待启蒙文学时,任何企图割裂启蒙与文学这两者的努力都是愚蠢的。这是文章第二部分的内容。文章第三部分功利性地分析了《晨报副刊》之所以成功的所在。在当下浮躁的大环境下,如《晨报副刊》那样矢志不渝地进行启蒙的精神,自由、多元的办刊模式,富于个性的编辑风格,对文艺不离不弃的操作方法,都应该是指向启蒙本身的,都应该是我们值得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