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与湖北由于有着特殊的地缘关系，历史时期一直就存在着经贸往来。特别是清中叶陕南开禁以后，伴随着秦巴山区的流民开发及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陕鄂两省的双边贸易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之后，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双边贸易曾经出现了一定程度地衰落，但直到清末两省仍保持有相当的贸易规模，并呈现出了不少新的特点。考虑到当前西部开发方兴未艾，研究这一时期的双边贸易无疑对如何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迄今为止，学术界在此领域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不足之处在于：时段和内容上，基本限于清中叶陕南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对晚清时期的贸易活动关注不够；宏观上，缺乏对陕鄂两省双边贸易的整体研究。为此，笔者选定“晚清陕西与湖北双边贸易”这一论题做为硕士论文研究对象，拟为探讨以陕西和湖北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的区域联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具体说来，本文主要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双边贸易的结构、方式与规模。通过对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的分析，比较清中叶商贸情况，笔者认为，晚清时期陕鄂两省贸易的双向性加强。其突出表现是，在陕西及西北地区农林初级产品下运湖北的同时，大批民用特征明显的东南(包括湖北)手工业制品及洋货也溯江而上运销陕西。所有贸易方式中，水运价廉，始终是两省长途贩运的主要形式。以水运为基础，形成了两大商路：一是以丹江为核心由湖北入商州达关中的东线；一是以汉江干流为核心入兴安、汉中的南线。东线作为两省联系的主途，在整个双边贸易中居主体地位。 二、双边贸易的时空特征。此一部分，笔者首先对两省贸易的长期趋势和季节变动进行了经济和计量分析。笔者指出，陕鄂两省的双边贸易在总体上呈加强趋势，但具体到每一年内，又有一定的季节差异性，尤以农林产品表现明显。在剖析时间特征之后，笔者接着对双边贸易的各级市场(包括集散与初级，城镇与乡村市场)进行了论证，并指出了“回荡效应”这一有趣现象的存在。该部分还从纵向和横向上论述了陕西各地区对鄂贸易的不平衡性。 三、双边贸易中的政府、小生产者与商人。此处，笔者对三者在双边贸易中的不同地位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商人在晚清时期的双边贸易中居主体地位，政府已基本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小生产者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 四、制约双边贸易发展的诸固素分析。与以往研究者不同的是，笔者在注意 到自然因素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战乱、政府保守政策等社会因素，尤其是注意到 了晚清时期特殊社会性质下洋货、洋商及国际市场对双边贸易的制约。笔者认为， 洋货内销除了给转运的贸易市镇带来一种表面的繁荣外，对陕鄂两省的整体贸易 发展不利。 五、结语：双迫贸易与乡村社会变革。随着陕鄂两省双边贸易的深入，贸易 沿线的乡村社会也发生了很多变迁。这些变迁不仅表现为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及 社会风俗的改变，更体现在整个乡村经济体系的变化上。 六、总结。全文认为，与清中叶相比；晚清时期陕西与湖北的双边贸易互 动性增强，在内客上更丰富，形式上更多样。而且，两省特殊的经济区位已经使 得它们的贸易超出了其自身；将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继而将东南与西北这两块 更大的经济区域联系了起来。 通观全文，文章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经济、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晚清 时期陕西与湖北的双边贸易进行了整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