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正在不断被蚕食，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从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到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土地整理的目标和任务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土地整理事业的内涵也随之改变。　　 土地整理事业在我国开展十年以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不但有效增加了耕地面积，实现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而且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整体上仍然属于粗放型的发展阶段，多数地区的土地整理以追求新增耕地和土地产出为目标，尚未进入以注重耕地质量和农田生态环境保护、保持生物多样性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的土地整理阶段。我国当前的土地整理中许多不适当的工程措施引起了土壤板结、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下降、景观格局破坏，生态稳定性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自然界原有的土地生态平衡被打破，诱发一系列自然灾害。因此，在土地整理中引入生态效益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本文首先对现有土地整理生态效益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适用性、特点与不足；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土地整理及生态效益的内涵以及土地整理生态效益研究的理论依据，并系统分析了土地整理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全面分析土地整理生态效益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后应用能值理论和分析方法，从土地整理前后项目区自然环境系统投入的无偿能值变化情况入手，确定项目区影响边界，选取土地整理生态因子，通过能值转换率，计算土地整理前后各生态因子的太阳能值量，从而计算的土地整理的生态效益的能值量，并运用能值货币比率将其转化为货币值。　　 论文以江苏省丹阳市吕城镇土地整理项目为例，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对项目区土地整理前后的生态因子进行计算，并得到土地整理生态效益。研究结果表明，项目区土地整理产生了较好的生态效益，为2.35×105美元。其中：产品的生产中系统无偿能值投入的增加最为显著；二氧化碳的吸收、制造氧气、表土生成、维持营养物质循环等农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的增加较为显著；农田生态系统涵养水源功能价值的增加最不显著。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不同层次上提高土地整理生态效益的对策与建议，以期对我国土地整理管理与实施起到参考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