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政治统治的基础,任何国家和任何政府都或多或少地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干预的基本途径和具体方式不同而已。本文以唐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干预行为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及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探寻国家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根源和政策渊源,分述唐政府在官营和私营两个维度中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消费领域中的干预政策和措施,并对唐前期和中后期干预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的理论对唐代商品经济的干预政策进行整体阐释,揭示商品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式与实质等问题。第一章探究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根源和政策渊源。《管子·轻重》诸篇所阐述的“轻重论”是古代国家干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轻重论”主张国家通过利用商品货币流通规律,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及部分商品生产领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轻重论”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发展,汉武帝推行的铸币官营、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等政策为轻重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经济政策,是封建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渊源。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政府干预商业或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下实行的。抑商的思想和政策则产生于战国时期,西汉武帝时期加强工商业管制的各项措施将“抑商”推向高峰,形成了后世抑商政策的传统模式。第二章论述唐政府对官营工商业的经营与管理。唐代官营手工业大部分是为满足统治阶级的内部供给,政府进行的商品性生产只是极少部分,官府手工业与市场联系较少。但唐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及商品经济力量的增强,官府手工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中“和雇”现象和原材料供应中“和买”现象的增多。在官营商业方面,唐政府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商品经济活动,在唐安史之乱以后,官营商业带有强烈的财政获利性和强制性。唐代官府从事的商业贸易主要有国家垄断专营的直销贸易,常平制的囤积贸易,官本放贷的货币贸易以及具有强制性的和籴与宫市四种形式。第三章论述唐政府对民间商品经济活动的管理与控制。唐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民间商品经济活跃,政府对民间商品经济的干预范围涉及较广。从商品生产到商品流通,从货币到商人,政府的干预政策无不渗透其中。对商品生产的干预分布于农业生产领域和私营手工业生产领域,但政府的相关干预措施主要还是以对民间私营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为主。对商品流通的干预主要包括对商品流通进程的控制和对商品交易市场的管理。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商人是商品实现价值转换的运作者,政府有关货币和商人的政策亦构成政府干预民间商品经济的重要内容。第四章探讨唐政府对商品消费领域的政策导向与干预。市场化消费趋势增强是唐代消费经济变化的重要特点,因而唐政府对消费领域的干预政策势必影响到日益增长的商品性消费。在生活性消费方面,唐政府制定了与等级制度对应的消费规范,涉及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等日常消费内容。在生产性消费方面,以维护小农生产为目标,唐政府对土地的自由流转、奴婢和牲畜的自由买卖以及民间牲屠行为进行了严格限制和管理。在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方面,唐政府的干预随着社会消费风气的变化而调整,政策倡导由“崇俭”向“抑奢”转变。第五章主要运用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制度变迁理论对唐政府的商品经济干预政策及其变化进行阐释。通过史料呈现与理论分析得出,唐前期政府对商业和商人的压制政策是在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背景下实行的,是制度在演化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的反映。唐中期以后,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发生变化,商品经济制度发生变迁。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为主,变迁的实质是私有产权的导入及产权结构的明晰化。在商品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以意识形态为主的非正式制度也发生改变,与正式制度变迁方向一致,促进了制度变迁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