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的社会巨变给《诗三百》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雍容、典重、平和的诗篇变而为抒泄怨怒的篇章。对这种诗篇风格的变化，《毛诗》名之曰“正变”。“变风变雅”这一概念也是由此产生的。《毛诗》以“正变”、美刺来统一解释整个诗篇，比起《三家诗》来说更有规范性，容易把握学习，能更好地发挥诗的社会教化作用。然而，以“正变”、美刺解诗就必须结合史实，必须将诗从单纯的表达个人情意的语句转变为对社会盛衰的反映，也就难免要牵强附会，有许多不实之处。因而“变风变雅”这一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漏洞和不合理之处。本文借用了汉人的这一概念，是想以新的视角和科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析，由此论证《诗》与史的关系，从《诗三百》中的内容来揭示西周后期和春秋时代的社会变迁。 本论文应分为两大板块：第一板块，包括第一、二章，是属于《诗经》学方面的问题，重点是对《诗序》“正变”说的评价，并剖析了其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渊源关系；第二大板块，包括第三、四、五、六章，是对“变风变雅”诗的历史解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主要有如下几点突破： 在引言中，我分析了《诗经》的史料价值、阐释了诗与史的关系，认为在先秦时期诗是一种综合文化现象，包含着多种功能。文中，我概括总结了以《诗》说史的历史，把古今以《诗》说史的历史分传统、近代、建国后三个历史阶段进行了概括总结。然而，《诗》毕竟不是史。由于诗歌体裁的特点所决定，以诗记史必然带有许多笼统、夸张和言过其实的成分。在运用这些材料时要注意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更由于韵文的字数限制，《诗经》在记载史实时不可能写得具体而细致，以此来考察当时社会还应与先秦的其他文献相佐证，并参考地下考古资料。 第一章中我系统地分析了“正变”说的提出、井认定“正变”说与三家诗无关，是《毛诗》的独立提法。我还对“正变”说进行了辨正，指出“风雅正变”说是《毛诗》对中国诗学理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它不仅发展了《左传》、《苟于·乐论》、《礼记·乐记》关于审音律以知政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诗歌批评现实政治的问题，从而完善了中国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但同时指出了“正变”说的先天缺陷，认为其以时问为线索、以政治起伏为标准来划分诗篇的方法不够科学，不能完全以其为考察诗篇的证据。 第二章中，我从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孔于诗论》入手，考察“正变”说的历史渊源。认为“正变”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的，是与先秦时期的用诗风气密切相关，与《孔于诗论》的说诗方法一脉相承的。我在文中列了详细的表格，对照《毛序》解诗和《孔于论诗》的相同与不同。认为他们是属于同一诗说系统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诗说。但是，孔于在《诗论》中论诗没有象《毛诗序》那样把每首诗都确定为王道政治的宣占，而是从伦理教化的角度来阐述，还有一些对诗旨的概括。 第三章中，我首先分析了“变风变雅”产生的历史上壤，还为“变）XL变雅”诗篇进行了断代，其中“变大雅”的创作年代基本考定，对“变风”和“变小雅”部分诗篇也作了大致的断代。在文中，我又整体把握了“风雅正变”的精神实质，认为“正风正雅”传达了“安以乐”的精神实质，而“变风变雅”则体现了“怨以怒”的风貌。另夕【，我还对“变风变雅”的美学思想进行了解析。 第四章中我探讨了《风》诗“正变”的地域特征，认为“正变”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有空间上的不同。按“正变”说的标准来划分，“二南”属于“正风”，以下十三国风皆为“变风”。这种划分的方式未兔太过僵化。十五《国风》的“正变”之别，除了考察作品产生的时问外，其间的地域性差异也是诗篇风格产生变化的原囚之一。《诗经·国风》按照十五个地区汇集诗歌，生动地表现出各个 且且文化地域的风土人情，是将文化按地域类分的先声。 第五章，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孔于诗论》中，《诗经·国风》的名称被冠之为“邦风”。无论是“国风”还是“邦风”，都在向我们透露着一个信息——《诗经》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诗经》是民歌，是记录先民生活的桑间猴卜之音”的说法大相径庭。本章试从考古发掘的城市遗址、先秦文献中对都城的记录及《诗经》的字里行间来证明《诗经》中记录了当时极其发达的城邑文明。 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变风变雅”与两周社会思想变迁。在哲学方面，以《雅》诗“正变”为切入点，研究了两周天命观念的擅变。还探讨了“风雅正变”中所体现出的宗亲观念、宗族祖先崇月i观念、宗法伦理观念、宗法政治观念的变化。文中还探讨了“风雅正变”与音乐观念的变化，在当时人看来，音乐对社会风气、对人的道德修养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诗乐一体的共生关系，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