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宦官专权,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豪强混战。读书人多不为官,甘居贫穷,以避祸乱。作为正直文人的荀悦也托疾隐居。荀悦因长期处于在野的状态,对许多社会下情、民众愿望有更多的了解,形成了进步的思想倾向,对于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建安三年,汉献帝认为《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编撰一部“简便易习”的汉代史书。荀悦为了给汉献帝提供历史借鉴,主要在缩编《汉书》的基础上创作了《汉纪》。其编撰的指导思想就是想达到五个目的:第一,借叙史实阐明道义。第二申明法规。第三疏通古今。第四宣扬功勋。第五表彰贤能。这五个目的达到了,中兴汉室就有希望了。我国史著,《春秋》、《左传》开创了编年传统。西汉司马迁《史记》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以刻画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比以时为经的编年体有着更多的体例优长处,之后的史书大多秉承《史记》的纪传体传统,编年体在其后的几百年间已逐渐被遗忘。《汉纪》采取了编年体,并对旧的编年体例进行了重大改革,从而在汉末重新确立了编年体的历史地位,确立了我国史书编年、纪传并行不悖的传统。编年体与纪传体在体裁上各有其优缺点。《汉纪》在体例上吸收了编年与纪传的优点,并将其有机的融合,采用了“通比其事、例系年月”的手法,辞约事丰。《汉纪》继承和发展了《左传》、《史记》的史论传统,有的标明“荀悦曰”,也有的直发议论,还有每篇帝纪的末尾都有论赞,这些议论部分是《汉纪》的精华,是荀悦作为一名杰出史家对历史的深刻认识。由于荀悦站在两汉末年看待整个王朝的盛衰,所以他的许多历史观点,思想性超过了班固。《汉纪》的主旨秉承了我国史著的优良传统,即著史不忘历史鉴戒的作用,期望能够“有便于用”。通过著史为统治者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期望汉献帝做个明主,达到汉室中兴的目的。《汉纪》行文简洁,言简意赅,议论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感情充沛、真挚感人,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一面旗帜,对唐宋的政论散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纪》一直以其史学价值被重视,而文学价值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希望本文能够多少填补这一缺憾,并引起方家对《汉纪》文学价值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