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社会的演进,男女间的结合在本质上实现了从原始的生育本能向美好的情感需求的转化。从《诗经》中细腻的情与礼,到《荷马史诗》中酣畅的爱与欲,及至现当代文学中多样的经典爱情作品,古今中外,爱情始终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但是在“四人帮”的控制下,爱情被划入禁区。1978年,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引发轰动。这篇被誉为“文革”结束后最早在文学中恢复爱情记忆的作品,成为1980年代文艺作品冲破爱情禁区的先声。刘心武对恢复爱情位置的呼吁,率先开启了文学艺术领域对爱情位置的重新寻找。文艺作品不再回避爱情主题,开始有意识地展开对爱情主题的探讨。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文艺观念的转向与全民思想的再次启蒙使文学艺术快速繁荣;宽松的经济政策则进一步促使影视艺术向大众文化转型。由此,诞生了建国以来文学改编电影的第二次高潮。人们的爱情观亟需重建,爱情主题也关乎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作为大众最为关注的焦点,爱情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改编电影的重点对象。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环境为文学改编电影中的“爱情书写”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文艺观念得以转向,电影改编理论也得以革新。以期刊为首,文艺界率先开启了新时期的百家争鸣。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更是为下一阶段文艺的繁荣指引了方向。大量的知识分子得以平反,文艺作品得以解禁。因此,1980年代早期文学改编电影中的“爱情书写”展现出鲜明的“精英”意识。关于“精英”的伤痕书写取代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英雄叙事,爱情成为修补“精英”群体伤痕的重要方式。这些“爱情书写”还展现出对当时时代文化背景下新产生的爱情问题的关注,并有意识地引导着现代化爱情观的树立。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重温“五四”思潮,呼唤人性回归,使得“五四”经典“爱情书写”跃然于八十年代的银幕之上。在1980年代的中后期,以“文化寻根”思潮为主流的文化重建意识使带有民族乡土特色的“爱情书写”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改编电影的重点。文艺创作者在对传统的回望中,挖掘民族灵魂中独特的爱情意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学改编电影中的“爱情书写”紧跟文学思潮的步伐,在选取文学原著时表现出对时代文化、社会变迁的高度关注。在电影改编思维上,这些作品从八十年代初期谨守的“忠实原著”原则发生了向“电影本位”意识的转变。作品中展示的爱情不但反映了一个时代爱情意识的变迁,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反作用于广大的文艺接受者,帮助他们寻找爱情的位置、塑造新时期的爱情观。对这些电影的改编思维以及其中探讨的爱情问题进行梳理,能够获得有益的启迪。一方面文学改编电影中的爱情书写可以反映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变革;另一方面,改编思维的嬗变也可以进一步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影视爱情书写提供参照与启发。并且,研究重点关注了文学改编电影中爱情书写的传播问题,以期探索其在传播过程中对观众接受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