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犯罪是随着电信网络高速发展出现的新兴犯罪,大多以团伙犯罪的形式存在,这种犯罪不仅手段五花八门,而且各共同犯罪人之间组织分工明确,对公民的财产和社会的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其中,帮助实施电信诈骗的人很常见,司法实践中对帮助实施电信诈骗的人能否认定为诈骗罪的帮助犯存在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对提供技术服务行为、帮助取款行为及电信运营商帮助行为这三类帮助行为分歧更大。如何对这三类帮助行为进行准确地定罪量刑,是当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技术服务行为认定构成诈骗罪的帮助犯,首先在肯定限制处罚说的可罚性标准的前提下,技术服务行为的提供者在主观上只需要存在概括的帮助故意,客观行为对违法犯罪具有实质性促进作用,便可成立帮助犯。同时,其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共同故意;认定帮助取款行为时,应采用“失控说”的诈骗罪既遂标准,从而得出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参与时点和认定标准,取款人“明知”的内容只需要具体到犯何种罪即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存在事前通谋以及是否发生在既遂之前;电信运营商及其负责人在非法出售、开通透传网络线路或没有履行相应的监管义务,为追求经济利益对诈骗犯罪持放任纵容态度的情况下,能够成立电信诈骗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提出司法者应当结合案件犯罪事实、主观明知情况、客观行为危害性、因果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来认定电信诈骗帮助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