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变革徘徊在改革与革命的两难困境之中。这两种政治变革方式,都因其内部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使政治变革举步维艰、风险重重、代价高昂。印度圣雄甘地在这两者之外,独辟蹊径,根据印度的传统精神,结合现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念,创造了“坚持真”这种新的社会变革方法。“坚持真”具备独特的理论基础和指导精神,又有许多有效的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从而使自己与当代的常规政治变革形式(改革与革命)区别开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变革模式——感化型政治。　　 由于与人类的多数历史经验不符,也因为其过分的理想化色彩,“坚持真”这种感化型政治从其创立开始,就在一片非议和评判声中蜿蜒前行。其争论的核心在于,感化型政治的根本精神是否可行。换言之,人们质疑,一种以政治感化(conversion)而非借助强迫(coercion)来促使不正义或不正当的对方改变态度,最终实现政治变革的方法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其理想。反对者要么认为这非强迫性的政治模式,是没有效力的;要么认为如果有效力,那么它就不是非强迫性的。总之,在他们看来,以非强迫的方式来迫使对方就范的政治感化,是不具备现实可行性的一种乌托邦幻想。　　 本文就这一点出发,选取感化型政治的顶峰和典型——“坚持真”绝食——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考察这个典型案例,分析感化型政治的政治感化的理论和实践可能性及其社会意义。　　 为此,本文分析了甘地公共绝食的理论和实践。我们从甘地的言论中,重构甘地“坚持真”绝食的理论体系,进而逐一剖析甘地的14次公共绝食实践,在探究其理论和实践契合性的同时,发掘其政治感化的实现可能及其程度。　　 本文认为,甘地的绝食理论围绕着“坚持真”的政治感化理念展开,他对绝食的诸多限制(反对对象、目标、绝食者、行动要求等),都是出于保障绝食在政治感化范围内展开的必要克制。而对绝食运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强调,则是确保了绝食能够顺利进行、发掘其巨大威力的指导思想。这种绝食理论,能够保障绝食充分发挥其政治感化的功能。　　 然而,在实践中,甘地的绝食则表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形态。一则,甘地的公共绝食并不完全按照“坚持真”的指导思想运作,实践中存在类似于“饥饿抗议”的绝食情况,也存在定期净化类的绝食。甘地对不同绝食方式的采用,都取决于其政治斗争和现实政治形势的需要。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并没有违背政治感化的根本宗旨。二则,甘地绝食的政治感化性在不同绝食实践,有不同的表现,有些绝食较好地保障了非强迫性,却可能功效有限;有些绝食效力强大,却可能引发有些群体的被强迫感;而有些绝食则可能较好地实现了政治感化的功能,让“对我”双方达到一种和解和感化。1值得一提的是,多数的绝食(除1939年绝食外)都能实现按照甘地预定的目标,存在的争议更多是停留在感化性被实现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　　 我们还试图发掘甘地“坚持真”绝食存在的一些内在的张力。这些张力和困难包括:对绝食者的要求过高容易导致绝食失败,绝食可能对第三方(竞争者或相关利益者)造成强迫引发其强烈对抗,绝食作为一种感性政治可能导致在一些问题上无法达成长期效力等。这些内在张力,给“坚持真"绝食的适用和政治感化的功效发挥造成一定的困难。　　 无论是绝食政治感化理论的合理性、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是绝食存在内部张力等现象,都对我们审视整个“坚持真”(感化型政治)的政治感化可能性提供有益的启发。在我们看来,政治感化并非完全是“乌托邦”,只要经过恰当的组织、灵活的运用,严格按照其内在精神去运作,它仍具有现实可行性。而通过政治感化提升、升华了的非暴力抗争,即便不能完全实现政治感化的美妙理想,也能够确保政治抗争从精神到行动上的非暴力性,哪怕中间夹杂暴力甚或最终沦为暴力冲突——正如我们在南非黑人解放运作中所看到的那样——经过政治感化洗礼的政治抗争,也能够将斗争限制于一定的范围,不至于让仇恨、恶斗撕裂整个社会,最终为社会的和解、共享和发展开辟道路。更重要的是,这种感化型政治一旦得到实现,它就具备规避革命和推动改革的独特功效。在三种变革模式同时存在并且竞争的环境下,它还能改变变革环境,形成复合的“三位一体”的协同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的优化,能够在正义与和谐两种价值之间实现某种平衡,促使社会和平转型。这一点,对于长期受困于“改革一革命”二元更替陷阱的所有现代转型社会,都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