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是翻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它衡量翻译质量的高低,和翻译批评研究一起构成翻译学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学者尚未能取得一致的观点。所以这仍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它是翻译批评的依据。　　 翻译批评是和翻译活动本身同时出现的。最早的翻泽活动大部分是针对宗教文献。关于意译和直译的讨论那时就已经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于翻译的认识也逐步提高。翻译活动的涉及范围稳步扩大。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引领翻译学向前发展。总体来说,翻译学的理论基础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解构主义范式的变化。　　 语文学范式在很长时间里指导翻译研究的方向。就国内而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情况好一些,从十七世纪开始,其他理论,如语言学,就介入到翻译研究中来。语文学范式的特点是重视实践,忽视理论。就翻译批评而言,多是经验性的,就某一词或某一句的翻译进行点评。“信,达,雅”是当时代表性的翻译标准。这种范式过分重视经验和灵感,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基础支撑。其相应的翻译标准必然是主观性和空灵的。　　 结构主义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它从语言本身出发,重视语言分析和结构。这相对于语文学范式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进步。翻译研究有了系统的理论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许多分枝理论,如语义成份分析,文本语言学,语言单位等等,都对翻译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等值”论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翻译标准。然而,结构主义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它过分强调二元性,即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之间关系,却忽视了其它许多十分重要的因素,如主体因素、语境的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等。这一标准的绝对性质过于强烈。　　 解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结构主义的不足。它主张分解一切和不确定性。在它看来,翻译是一项不可为而为之的活动,因为影响翻译的因素实在太多,任何想完全再现原作内容和原作者想法的意图都是不切实际的。这种观念给翻译研究带来的破坏性要大于建设性。它虽然指出了结构主义的一些问题,却从根本上颠覆了翻译学存在的意义,也否认了任何标准的存在。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给翻译研究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让翻译批评不再无据可依。必须走建构的道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吕俊教授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的三条底限标准。这三条标准既有可行性,也非常富于包容性。为新时代的翻译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