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唐代著名文人和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受到中晚唐反章句注疏之学与反浮华文风的影响,使用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来诠释儒、释、道等经典以融通三家。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中晚唐士人的思想构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在唐宋学术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是指以各种体裁的广义文学作品为载体,运用文学式思维方式,通过随文援引和诠释经典来表达个人思想、情感和体验的经典诠释方式。它与自两汉建立起来的以章句注疏为主要形式、偏重文字名物训诂、强调从政教层面诠释经典的经学训诂式经典诠释方式不同,更注重义理的阐发和情感、体验的表达,诠释风格也更为自由开放。这种经典诠释方式摆脱了章句注疏的束缚,扩展了经典的诠释空间,对于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经学训诂式经典诠释方式衰微的时代语境下,成为中晚唐经典诠释的主要方式。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一直存在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中,但在中晚唐空前盛行。其原因有二:第一,《五经正义》颁行后,唐代经学逐渐沦为记诵之学,在经典解释与思想理论创新上丧失了活力。在反章句注疏之学的时代浪潮中,自汉代以来建立并在唐初占据核心地位的经学训诂式经典诠释方式逐渐被厌弃,但中晚唐文士又普遍具有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和义理阐扬来催生新理论、新思想的愿望和行动,以应对思想信仰混乱和社会秩序散乱的时代问题。这就为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的盛行创造了条件。第二,科举制度以经过权威诠释的经典思想作为考试内容,又以诗、赋、策、判等文学式表达作为形式,这就使得经典与文学之间具有了空前紧密的联系。自武后始,诗赋取士盛行,文学成为了人际交往的重要中介,文学与文人获得了崇高地位,唐代社会的文化背景也由儒学化逐渐转向文学化。随着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唐初建立起来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念得以复兴,反对浮华文风逐渐成为时代潮流,文学与儒学再次融合。在这种时代语境下,由唐代文士主导的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逐渐替代长期盛行的经学训诂式经典诠释方式,成为中晚唐经典诠释的主要方式。通过考察白居易对儒家、道家和佛教经典的援引、解释与吸收,可以看到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呈现出注重个人观点表达、诠释风格自由开放等特点。由于注重个人观点的表达,白居易在诠释经典时,往往不甚关注所引经典条文的本义和前人的注解,而是通过对字面意思的解释,直求经义。这种诠释方式与啖赵学派“舍传求经,直解经义”的解经意旨颇为一致,它有助于摆脱章句注疏之学的束缚,借助经典诠释触发新理论、新思想,但也易使经典文本丧失神圣性,沦为佐证个人观点的材料。另一方面,由于诠释风格的自由开放,白居易对经典的诠释注重自由联想和情感、体验的表达,但缺乏严谨、缜密的义理分析,因而时常忽略了不同经典间的差异和矛盾。原本思想观念相悖的经典条文通过自由联想产生了联系,彼此类比、等同和互释的现象时常发生。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的优点在于:一、有助于打破固有的诠释壁垒;二、能够产生“灵光一现”式的新颖见解;三、通俗易懂,富于美感,易于接受;四、可使不同经典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它的不足在于:一、对经典条文的理解往往背离经典本义;二、常使经典沦为材料;三、缺乏理性的、严谨的义理分析;四、忽视对经典义理的践履;五、难以形成系统的新理论、新思想。正是由于主要采取了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白居易思想形成了儒、释、道相互杂糅、结构松散的特点。白居易绝大多数思想观念是在多部、多家经典共同影响下形成的,而非仅仅受到某部或某家经典的影响。尽管不同的思想来源在内容上存在差异和矛盾,但白居易通过自由联想消解了其间的差异和矛盾,使它们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也使得白居易思想的内容较为繁杂,结构较为松散,他可以自由出入于不同的思想观念之间,以应对不同的现实处境和现实问题。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不止为白居易所独有,也为中晚唐大多数文人所采用。作为唐宋思想转型的重要人物,韩愈和柳宗元也概莫能外。在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盛行的中晚唐时期,虽然产生了一些新思想,但是大多不成系统,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至北宋初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士继续采用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并主张“以文明道”、“以文载道”。但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周敦颐、程颐等人开始对此加以自觉反思,试图建立更为合理的经典诠释方式。至南宋,经学义理式经典诠释方式正式取代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成为主流的经典诠释方式,唐宋学术转型也随之完成。唐宋学术转型是在经典思想的正本清源与相互借鉴、吸收之中完成的。毋庸置疑,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打破了经典之间的藩篱,开阔了视野、促进了不同学术思想的融合。为解决现实问题,将不同经典置于同一语境下进行诠释与论述,虽有观念杂糅、论述不甚精准甚至相互矛盾的弱点,但不同经典的优长与差异同时展露无余,为经典之间相互借鉴与吸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宋代经学义理式经典诠释方式,是对中晚唐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的扬弃。它一方面克服了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忽视传统、析理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和忽视对经典义理的践履的缺陷,一方面又继承了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注重个人体验和义理阐扬的特点,并进一步将对生活体验和个人情感的重视转化为对心性修养的强调。宋代学者采用经学义理式经典诠释方式诠释经典更加注重心性修养、义理辨析和践履功夫。总之,在唐宋学术转型过程中,经典诠释方式层面的转型不是直接从汉唐经学训诂式经典诠释方式转向宋代经学义理式经典诠释方式,而是以中晚唐流行的文学式经典诠释方式作为过渡环节。从经典诠释方式入手,不仅可为我们合理解释包括白居易在内的中晚唐士人思想世界的构成特点敞开新的视野,也可为我们深入考察唐宋学术转型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