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商法的近代转型及其对当代中国民商立法的影响。其隐含的前提是，笔者承认在中国古代存在交易关系以及调整与此密切相关的法律关系的商事规范，但是这些规范又不同于近代的商法。尽管，“传统一近代”作为一种认识范式和知识内容，已经遭到了社会理论学者们的猛烈批评，但是，说明连续性的时间背后事件的断裂性依然具有特定的意义，这不单为历史线形批评论者所证成，更为共时性的结构论者所青睐。基于这种认识的起点，笔者同意近代商法是西方文明的衍生物。它完成于中欧洲的11、12世纪之交。自此时起，近代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得以形成，同时，它也获得了作为一种结合了各种原则、概念、规则和程序的体系特征。中国古代尽管存在商事规范，然而，从“法”这一概念所反映的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中我们很难窥知古代中国商事规范的私法性。在中国，“商”这一术语起自三代时期的一个部落，“律”在战国时期也已开始大量使用，但是，将“商”与“律”连接起来却只是晚清以降的事情，它表明了一个既不同于“商”又不同于“律”的现象。 近代商法的产生得益于两个密不可分的条件，即作为调整对象的商品关系的发达程度以及商人阶层的出现。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为商法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经济上的基础；商人阶层的出现为商人们在法律上主张自己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凝聚力的舞台，由此，他们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而政府对商业的态度，也就是说重商抑或轻商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人阶层的独立品格或者依附性格。 如果不着眼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应当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广义的实质意义上的商法，但是中国商法的近代转型却是在西方列强的推动下来完成的。中世纪，中国未能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近代商法。相反，它却不得不借助于外力，是鸦片战争乃至之后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变迁推动了中国商法的近代化。本文共四万余言，主要围绕中国古代的商事立法、近代商法的产生、中国商法的转型、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以及其对中国当代民商立法的影响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其目的在于通过检视历史上商事立法的经验和教训，为现今的民商立法提供一个参考式框架。 在第一章，笔者梳理了中国古代的商业及其相应的调整规范，指出中国古代的商事立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确立、维护专卖、禁榷制度，保证官营商业的垄断地位;第二，重视市场管理制度，限制个体私商的发展;第三，外贸管制制度发达。中国古代商卒制度的这些特点使它与近代商法的性质区别开来. 在第二章，讨论了近代商法的产生原因.地中海沿海发达的商品经济为近代商法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经济墓础.与古代中国大陆国家的特征立基于不动产土地之上的生活方式不同，在地中海文明，那里是海洋国家，尽管雨水较多，但多为山区和丘陵，土地贫赓不适于农作物的耕种与生长，州门难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进行交换，从而形成了发达的商业.因之，如果说把地中海文明的特征归结它的商业性是武断的话，同样，如果不重视这个民族生活样态的交易品格同样是片面的.事实上，不同的学者在采取不同的进路论证不同的问题时，多在一定程度上提到了这个文明的发达的商业性格.同时，n世纪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推动了近代商法的直接产生.当时，他们的地位极低.之后的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扩大刺激了农业的迅速扩展，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开乡邵更渐增大和增多，商人阶层开始咋为一个新的职业阶层而登场.而当时西欧的各个封建贵族把持着所有的行业，商州门若要保护自己及货物免遭贵族肆意蹂确和掠夺，就必须创造包括制度在内的各种条件.同时，11一12世纪浓业的改造也为商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创造了机会并提出了要求.此间，产生了大量的用于交换的剩余农产品.随着人口大幅度增加，许多脱离庄园的农民变成了商贩，更多的人则涌入正在形成的城市，变成了工匠或商人。然而，当时的封建制度和寺院法却阻碍着商事活动，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商人阶层与封建宗教秩序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张力，前者要求在既有的秩序中寻求地位甚至要扣波这旧有的秩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显然，商法的形成是为了满足新的商人阶层的需要，其内在驱动力在于提高后者的地位. 在第三章，笔者论证了中国商法的近代转型.在讨论了中国古代商法不能自身实现现代化的墓础上，笔者认为，中国商法的近代转型得益于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晚清的法律变迁提供了经济墓础;第二，实行变法，晚清政府旨在实现政治上的内聚力;第三，废除片面领事裁判权，是晚清政府进行变法的直接动因;第四，西洋法思想的传播以及日本的经验.事实上，中国商法的转型构成了晚清变法的第一波，它们都反映了当时朝野寻求富强的努力. 在第四章，笔者梳理了中国近代的商事立法历程，并总结了中国近代商事立法的特点:第一，商法先于民法而制定，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第二，立法动因上具有急功近利的色彩;第三，在移植对象上以德日为主、英美为辅的拿来主义;第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