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它最早被运用于法庭论辩中。那时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公民提供论辩技巧的早期修辞学家,但真正将修辞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将修辞定义为一门关于演说的技艺，这门技艺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听众。此外，亚氏对于修辞论辩的阐述也对后世修辞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古希腊、古罗马之后，修辞学经历了坎坷的发展历程，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作为说理手段的修辞学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并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新修辞学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修辞学大师，如伯克、佩雷尔曼、图尔敏及哈贝马斯等，他们对于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注重对修辞论证的研究，修辞被看做一个交往性行为，注重演说者与听众的互动，修辞不再是一个单向的劝说手段。此外，这一时期修辞学的触角已伸展到法律、心理等领域，其在法律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是本文阐述的一个重点。如图尔敏分析了论证模式是如何在法律语境中应用的，在分析法律论证一章中，描述了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在法律论证中表现出来的。综上可以看出，法律修辞是修辞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如今它已发展成修辞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着重探讨了法律修辞学对司法活动参与主体的影响，但法律修辞学毕竟来源于修辞学，因此，从回归本源的角度考虑，笔者在第一章介绍了西方修辞学的发展以及理论成果，以此来说明修辞学与法律修辞学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二者紧密相连，不得割裂。本文的写作目的是，将修辞学理论服务于司法实务。但要想让理论服务于实践，就要借助于中间桥梁。笔者认为，这一桥梁就是司法活动参与者。基于此，本文借助于主体分类法，分别阐述了修辞理论对法官、公诉人及律师在司法活动中的影响。以此希望引起各主体的注意，希望他们能够重视修辞在司法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努力提高自身的修辞能力。同时，在本文第四章，为了增加说理效果，笔者援引了一些国内发生的实例，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剖析，让读者更生动地了解到修辞的作用。但是，修辞的或然性使它在产生之初就被贴上了诡辩的标签，如何限制修辞学滥用是西方修辞学家一直研究的问题。而修辞学在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种种困境，我们希望修辞学这一舶来品能够实现与中国本土化的对接，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致力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为迎接法治时代的到来作出理论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