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沂蒙妇女”，特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沂蒙地区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红色区域内的女性群体。 之所以将沂蒙妇女作为革命背景下社会变迁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因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区域内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条例，初步动摇了千年不变的“男尊女卑”的局面，这引发了女性个人角色、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一系列变动。而考察这一系列变动则是透视根据地社会的一面重要的镜子，有助于革命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在20世纪沂蒙地区进行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革命过程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更深刻、更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解放程度，而且妇女在与男性共同参与革命的过程中，其自身意识获得的改变,大体是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相一致，所以对沂蒙妇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地区的社会变革进程中性别角色、主体意识和社会地位的分析，有助于对中国社会进程的认识。另一方面，沂蒙地区作为中国20世纪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典型样本，使这个地区女性解放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运动的展开比其他革命老区更为彻底，同时也更具有典型性。而在女性解放意识与妇女运动过程中集中体现了20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它和革命的建构式思维有着某种内在的同构关系，或者说它就是在这种革命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对它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建构式思维对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 本文以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变革背景中的沂蒙妇女命运的热切关注为出发点，试图用“女性的声音”表述女人的历史记忆和感受，对我们已经熟知的历史事件和一些文化现象做出“女性的解释”，试图用女性的表述证明女性的存在，给史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多出一种乃至多种思考。另外，因为女人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女性的苦难和解放都不过是“大历史”的组成部分，女人的声音一定是“历史”的回声，不可能超越时代而卓然出群。所以本文还尝试透过妇女这一社会群体，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地区所发生的社会变迁。 本文的研究即是沿着以上思路进行的。全文包括导言和余论在内共九章，导言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学术现状、文献资料，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第一章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环境、时代背景等三方面介绍了沂蒙妇女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第二至第七章分别论述了沂蒙妇女个人形象，婚姻家庭生活，政治实践生活，社会经济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心理的变动；余论则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及进一步思考。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 第一，要实现女性形象由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的重新塑造，使妇女真正参加到全民抗日和生产运动中去，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完成妇女在身体上解放。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地区妇女身体在革命背景下被赋予崭新含义。放足、剪发、生育等女性身体的变动成为革命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唤醒她们作为“社会人”的意识。 第二，革命给沂蒙妇女改变自身的婚姻家庭状况提供了机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部分进步妇女逐渐实现了从父母包办婚姻、童养媳到自择配偶、自由结婚的转变，并通过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等方式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这一转变使妇女有了婚姻上的平等，家庭中的和睦，促使了女性主体意识某种程度的萌生，从而调动了沂蒙妇女参加根据地建设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 但是，革命也造成了新的婚姻家庭悲剧。在革命意识至上的战争年代，部分沂蒙妇女的婚姻变成了革命的附庸物，在尚未完全摆脱传统封建道德桎梏的同时，又套上为革命而牺牲自己个人利益的贞节观。 第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与革命的大背景下，在共产党的宣传和引导下，沂蒙妇女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民族解放战争和自身的解放斗争中。沂蒙妇女开始尝试进入“政治领域”，“男女平等”这一观念不仅在政策层面的意识形态领域中被提出，而且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涌现出革命典型群体——“沂蒙红嫂”。虽然，沂蒙妇女参与政治是出于政治斗争和现实生产的需要，但沂蒙妇女也开始和男性一起承担起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自身解放的任务。政治实践成为沂蒙妇女走向社会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第四，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妇女在男子上前线后，不得不承担起后方的生产与工作重任。妇女在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中，都已不仅仅是辅助者或依附者。她们大部分由完全依赖男子变成能够独立生产，这是一件能够引发农村社会关系重大变革的大事，它不但使女性有了对农业生产和家庭经济的领导权、发言权，并极大地增强了妇女的才干及自我自主意识。沂蒙妇女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促使社会舆论对她们产生新的认识和估价，产生敬佩和尊敬，并间接地转化为妇女社会地位升迁的社会心理和物质保障。参加社会生产成为沂蒙妇女走向社会化的根本保障。 第五，与相对简单的物质生活相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地区的精神生活与革命前有天壤之别。沂蒙妇女从各类教育和丰富的文化生活中汲取了知识，开阔了视野，逐渐扫除了自卑自怜的心理，提高了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改变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大大地提高了沂蒙妇女的整体素质。虽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妇女所接受的文化启蒙存在战时性，实践性、性别差异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精神生活的变化，文化水平的提高，成为沂蒙妇女走向社会化的内在保障。 第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沂蒙妇女在战争的影响下，社会意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革命意识的出现，集体意识的增强，传统意识的变迁等方面。这些观念的转变，反映了沂蒙妇女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沂蒙地区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的进步趋势。 但与西方中产阶级妇女的觉醒不同，沂蒙妇女的觉醒多半起于“民族革命”而不是“妇女解放”，其“民族意识”先于并远远高于“女性意识”和“个人意识”，由此进一步鲜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特点：不仅在女性意识中深嵌“阶级”，更是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通过梳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妇女生活变化轨迹，不难发现，沂蒙妇女经历了革命化与社会化的历程。而革命化与社会化在这个过程中又呈现出矛盾的一面，展现了其统一与对立的矛盾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妇女生活的变迁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妇女解放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沂蒙妇女在革命期间所做的一切主要是或更多是去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较少是为了适应她们作为女性的需要：她们参加革命战争主要是为了缓解社会压迫和经济压迫，而不只是为妇女自身的权益。革命战争与妇女解放构成二位一体的社会文化现象，妇女运动与社会革命之间有着公开的一致性和隐蔽的紧张关系。沂蒙妇女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也从中得到了解放。在肯定其进步性的同时，仍需看到作为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妇女与作为个体的人本主义的女性二者关系中的不完全对称的现象。换言之，革命战争文化语境既不可能全面解决女性解放问题，也不可能在女性本体价值的意义上解决女性解放的问题。精神与现实的矛盾，使她们的心灵倍受煎熬。而要彻底解放妇女，则需要长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