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一个美国舶来品,但它的真正内涵却从未有人真正说清过。依照阿尔齐·卡罗尔的观点,他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意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公司捐赠就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它具体包括公司慈善捐赠和政治献金,文章主体以前者为基础展开,并在文末提到了政治献金的适法性及其法律规制。文章的第一部分,笔者分析了公司捐赠的概念及类型。第二部分中以公司社会责任为基础讨论了公司捐赠的正当性,笔者主张公司捐赠位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最高层次,更多的体现了社会对企业的期望而非要求,它是一种劝导性责任。第三部分中,笔者考察了公司捐赠的动因。公司之所以实施捐赠,外部动因在于,它是特殊社会政策的要求。公司社会责任是特殊社会政策下公司自治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产物,(政府管制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公司法),它表达了社会需求。而公司捐赠的内部动因则需要从它的捐赠动机予以考察。综合多项中美的研究报告,可以整合出包括税收优惠以及策略性捐赠在内的12项主要内部动因,目前在我国引起广泛争论的是税收优惠这一动机,国内大多数研究均将税务制度的不成熟视为制约我国公司捐赠的重要因素。在鼓励公司捐赠的大背景下,政府将新《企业所得税法》视为一个激励企业捐赠的有效政策工具,但笔者主张税收优惠对公司捐赠的激励是有限的,不能予以过高预期;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家(尤其是运作良好的高端型企业,如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盈利企业、处于成长和成熟阶段的企业、成立时间比较早的企业的经营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策略性捐赠“通过行善而做的更好”(Doing Better ByDoing Good)的真意,也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慈善捐赠与商业利益可以互为影响,并相得益彰。第四部分中笔者讨论了公司捐赠的利益平衡及其条文化方向。站在债权人的立场上,公司为逃避债务而为捐赠或在假捐赠后再假破产,都可能会剥离公司的有效资产,导致公司责任财产的减少,公司履约能力的降低,最终损害债权人利益。而站在股东利益立场上,公司捐赠可能对其带来的弊端可能有:(1)公司捐赠会造成公司可分配利润的减少从而影响到公司股东的自益权;(2)公司无计划的捐赠可能危急公司资本的稳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3)公司捐赠可能会使公司董事滥用该权利而达到谋自己利益的目的,从而增加股东的道德风险。因此,从表象上看,股东控制公司捐赠的决策权能最直接地维护股东利益,防止管理层滥用权力实施公司捐赠,然而股东(大)会与管理层相比,由于其是所有者,故先天地具有保守性,并且由于公司股东(大)会是非常设机构,缺乏应付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的技能及效率,其决策成本非常高。笔者认为公司捐赠的一般决策权归属于董事会更为合适,即董事会有权确定公司捐赠目的、对象、程序以及数额,但股东得以在章程中对董事会的决策权限予以限制。至于由董事行使捐赠决策权所引发的,对董事滥用权力,损害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担忧,可以结合目前我国《合同法》和《公司法》及《破产法》中的相关规则予以衡平:捐赠的效力、债权人的撤销权、赠与的任意撤销权和拒绝履行、涉及公司财产的无效与可撤销行为、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可撤销之诉、董事义务以及股东代表诉讼。至于我国对于公司捐赠条文化方向,笔者赞同在《公司法》中采ALI于1984年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的做法,将捐赠作为一种劝导性责任进行规定,并以任意性规范的方式明确公司可以基于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目的,从事捐赠。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公司捐赠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最高层次,本身就只能是社会期望公司为之,而不能要求公司为之,也更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使然。我国的社会舆论强烈的呼吁公司加大捐赠力度,殊不知我国最先富起来的群体的捐赠意识之所以相对滞后,是存在诸多原因的,笔者认为其中影响捐赠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有产者缺乏安全感。他们不知道已经拥有的财产是否有保证,不知道政策何时变,财产在法律上缺乏保障。在这种背景下,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公司慈善捐赠做出任何带有强制色彩的规定。以上部分中笔者所谓的公司捐赠更多的是从慈善捐赠角度展开的,第五部分中笔者讨论了公司捐赠中的另一种极其特殊的类型——政治献金的适法性及法律规制。政治献金的争议性向来很大,笔者认为,原本政治献金的设计是希望政治人物藉由无所求的捐款合理参与丫?避免民主政治只能让有钱人参与的弊病,它也是民法之上财产即人格理念在政治上的表征,它的存在本身无可厚非。诸多争端的产生并不能期待也不应期待通过彻底消灭政治献金得以解决,而应通过相关法案来对政治献金的过程予以明朗化(比如收支申报),并辅之以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解决政治献金所产生的上述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