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发展绿色经济,保护生态环境。而绿色金融能够发挥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更多的资金流向环保产业,进而促进生态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即经济发展中存在过高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这些问题反过来约束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导致绿色金融发展缓慢。发展绿色金融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提高生态效率,但低生态效率可能也会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掣肘。鉴于此,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率之间的关系,我国绿色金融和生态效率的现状如何?二者的协调关系如何?二者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有哪些?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绿色金融和生态效率的定义及理论基础,利用2010-202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对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的协调发展水平及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第一,运用熵值法,测算和分析了全国绿色金融时空格局;第二,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全国生态效率水平及时空特征进行测算和分析;第三,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和分析了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的协调发展水平,并就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协调类型进行分析;第四,选择空间面板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第五,对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进行总结,进一步提出有利于全国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协调发展的建议。主要结论有:第一,全国绿色金融发展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且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绿色金融水平增长较快,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有较大程度的下滑。2015年后,逐步形成从东到西梯度递减的区域分布格局;第二,全国生态效率总体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发展阶段,且在地理分布上始终保持着从东到西梯度递减的格局。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差距不大且远远落后于东部;第三,全国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的协调发展水平在样本期内逐步提高,且在空间分布上仍然延续了从东到西梯度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由基本协调进入中度协调阶段,中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基本协调阶段,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甚至降低为中度失调阶段。北京、上海协调发展水平进入高度协调阶段,实现了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发展的相互促进、有序发展。综合发展水平落后和绿色金融发展滞后是当前全国多数地区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生态效率滞后的地区相对较少;第四,全国绿色金融与生态效率的协调发展呈现出空间相关性,各驱动因素影响显著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不断增强,呈现出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各驱动因素对本地区的协调发展均表现出促进作用,经济基础、人力资本、产业政策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