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重要表现,是实现法治政府文明行政的重要手段。此前的中国立法未对行政协议予以明确规定,因此在行政协议诉讼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民法界与行政法界对此一直存在着门户之争。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将行政协议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现行立法对于行政机关面临行政相对人违约时如何采取救济措施并未予以明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绕不开的新问题。鉴于此,本文将展开探讨。本文主要从行政协议的特点和行政相对人违约的现状以及立法疏漏,探讨行政机关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和可行的救济规则,对完善我国行政机关面临行政相对人违约时的救济路径尝试着提出作者的一些建议。本文认为,第一,应当从源头上进行改进,即对立法进行完善。对《行政诉讼法》予以补充,将行政相对人的违约行为在立法中予以表述,同时明确其违约责任。与此同时,可以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对行政协议的成立标准、权利处分、救济路径等基础制度进行明确,保障行政协议的程序规范。还可以出台一些单行行政条例,针对行政协议的双务性作出特别的处理规定。第二,规范制度,细化行政机关通过非诉强制模式进行救济的具体规则,法院在审理行政机关针对行政协议提出的非诉执行时,应当进行公开听证,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在审查中对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合约性及协议的履行情况等均展开调查。第三,大胆革新,将民事合同纠纷处理中的一些实践经验及域外法系的先进做法运用到行政协议纠纷的调处中来,如将调解制度在行政协议的诉讼程序中推广运用,将公证制度等非诉手段在行政协议纠纷中灵活应用,力求多管齐下形成多元合力,最大程度地化解行政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