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和推进,社会成员在享受着经济总量不断提升所带来的物质富足和社会繁荣的同时,也逐渐承受着各级地方政府由于单一粗放式追求经济发展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和痛苦。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掩盖不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近几年来,以环境污染为主要利益诉求对象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对当地社会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也质疑着地方政府的施政合法性,降低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本文以环境污染为主要利益诉求对象的群体性事件即环境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从属于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这一属概念的一个子集；环境群体性事件又与邻避型(NIMBY)群体性事件存在着交叉但不完全等同,界定和厘清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础。环境群体性事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实践层次上这是地方政府允许污染型企业投资兴建造成社会成员背负环境污染的种种恶果,引发公众的怨恨与不满；制度层次上则是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体系的不合理、公众利益诉求制度化渠道不畅、社会相关维权组织的缺位以及公众缺乏理性维权意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说明传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策略和处置方式存在问题,传统治理模式存在着治理缺陷。审视当下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实然图景,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制度资源匮乏是制约有效治理的主要原因。因此顺乎其道的是,我们需要对传统治理模式进行再造,启动转型进程。那么再造的内容是什么?转型的方向又是什么?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意味着传统的国家—社会—公民关系需要进行重构,权威—依附—服从的关系安排使得政府部门充当着治理的唯一主体,而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则缺乏发言权；制度资源的匮乏则表明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传统申诉渠道和应对机制设计不周密,不能有效降格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针对这两个方面,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人承继治理话语,探索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新型途径,指出大城市治理中多中心决策主体的存在。通过论证多中心治理的价值正当性,奥斯特罗姆学派将多中心治理模式视作未来社会治理的理想类型。一方面,它对传统的国家—社会—公民关系秩序进行重构,试图建构起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内的综合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它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促进信息共享,规范治理主体的关系,试图建构起一个有效率的公共行动体系。可以说,多中心治理在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设想正是环境群体性事件传统治理模式的再造和转型的方向和目标。那么,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如何实现再造和转型,这又是本文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