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整体性研究视角和大、小传统分析模式,结合以历史记忆为基础而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探究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以期理解苗族隐藏在信仰行为背后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问题的传统认知,揭示苗疆地方社会运行的内在规范和外在形式,反映出国家大传统对地方小传统的引导和影响。湘西苗族先民因从事稻作农业,而以苗为族名,不同时期分别以三苗、南蛮、荆楚蛮、武陵蛮、苗蛮、红苗等族称见载于史籍。随着先民从北向南、由东至西的迁徙,居住地也从黄海之滨,到江淮流域,再到武陵山区。族群先后以太昊部落、九黎部落、三苗部落为主体,融合了髳人、楚人、黔中蛮、五溪蛮等众多原住民。湘西苗族在地域、文化、经济方面表现出一致的特性,区域内以武陵山腊尔山台地为中心,北达湖南永顺、保靖,南到贵州铜仁,东至湖南沅陵,西接重庆秀山;语言为东部苗语,服饰尚红,民间信仰仍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地方经济体系由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构成。湘西苗族长期与周边民族互动,民间信仰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实现了代际传承。它既蕴涵着远古先民原始的智慧,又积淀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承袭了先秦国家宗法文化的色彩,成为地方小传统的代表之一。但整体上,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仍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最为显著,处于从原始宗教到古典宗教的过渡阶段。周期性举行的信仰仪式蕴含了民众关于天、地、人关系的原始认知方式,践行着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家族、村寨、区域之间的运行规则。民间信仰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维系着地方社会按照传统方式运行。中央王朝历来秉持“以夷治夷”的治苗思想,先后采用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来经略苗疆,但湘西苗疆始终为化外之地。直到清代前中期改土归流和乾嘉苗民起义之后,国家权威才以军事方式强行介入湘西苗疆,打破了地方社会的传统运行模式,致使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随后,清廷又用抚以文德的方式,培植起新兴管理阶层。新兴管理阶层凭借国家赋予的政治身份,逐渐取代地方传统权威群体,成为苗疆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与传统权威群体不断调适、整合,共同引导地方社会步入近代。湘西苗族民间信仰传承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湘西苗疆地方小传统与国家大传统合流之后,苗族的国家认同日益增强。民间信仰成为国家与民众主要的沟通渠道。一方面,民间信仰关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代际传承的基础上,呈现出明显的族际融合特征,实现了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将国家提倡的社会力量不断神化,出现了扩展、分层的现象;信仰空间通过仪式的展演,在世俗场域建构起来神圣空间,既符合国家管理地方的需求,也契合基层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体现出“内儒外道”的特点,践行着国家统治规范和秩序,引导地方社会按照国家统治方式有序运行,由传统进入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