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1863年来华,次年初达到山东登州。此时正值基督教各差会欲全力开拓在华传教事业,但由于登州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天津条约》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的,所以基督教各差会在山东布道区的工作尚处于开拓阶段。狄考文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美国长老会海外布道会总部派遣到中国的。来华初期的狄考文,对基督教布道工作充满了信心。他一方面苦心学习汉语,一面陪同登州布道站牧师梅里士宣经布道。随着对汉语的熟知,狄考文先后在登州、胶州、黄县、济南、泰安等地旅行布道,但与前期的预料相反,在数十年的布道过程中,只赢取了不多的皈依者。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冲击,狄考文在华的经历促使其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教策略和方法。中国在面对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所采取的对策,由此而引发的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变动,更是为狄考文开办教育提供了环境基础。由传教到从事教育工作成为狄考文在思想上转变的必然。狄考文为登州文会馆的开办费尽了心血,学校也为他赢得了19世纪来华传教士教育家领军人物的美誉。在狄考文的潜心经营下,登州文会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上都令当时的基督教学校难望其项背。更为重要的是,在狄考文的辛勤培育下,登州文会馆培养出了一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教育、实业、文字出版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弥足珍贵的火种之一。在办学过程中,狄考文就深深感到了缺少新式教材的局限性。他先后编写《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高等数学》等教材,其中《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30余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同时,狄考文在编书的过程中,首次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在近代中国数学界由中算向西算过渡的过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狄考文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编写新式教材的人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张松溪、王以成、王锡恩、孙炳文、袁景奎等在文字出版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狄考文发起组织“益智书会”,联合出版当时基督教学校急需的新式教材,这些教材除了满足基督教学校自用外,还被清朝的官立学堂采用。这大大丰富了当时学校新式教材的来源渠道。狄考文在《圣经》中译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从唐代的景教翻译到近代的新教翻译,一代又一代的外国来华传教士在《圣经》翻译上前赴后继,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些《圣经》翻译版本中,官话和合译本《圣经》是中国教会最受欢迎的《圣经》,版本我国现行的中文《圣经》就是对这一版本的修订和完善的基础上完成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身为“和合本”修订委员会主席的狄考文大可居功自伟。本文意对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华活动的历史全貌进行整体的窥探,梳理出狄考文在华四十余年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对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诸多方面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予以考察。同时,通过对狄考文这一个案的研究,讨论晚清来华传教士尤其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所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