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為中國詩壇第一人的地位,是在北宋逐漸確立的。北宋初期詩壇學白居易,學李商隱,學晚唐,但並沒有推崇杜甫,直至荊公始大力推崇之。王安石詩呈現出的藝術風貌與其學杜有很大的關係,而這正是詩歌由唐風轉向宋調這一宏觀背景下的一種具體反映。王安石在諸多方面對杜甫有明顯的學習,如敘事、議論、意象、用典、对仗、句式等。這些方面的學習最終使王詩呈現出“詞完氣健”的藝術風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王安石的學杜並非機械的模仿,而是能自出己意,將所學所得在自己心中融煉過了,最終達到渾成之境。而這正是杜詩的真境界。另外,王安石標榜杜甫,但同時也有學李商隱和韓愈的表現。而實際,韓、李二人是作為王安石學杜中介而被重視的。從宋調的確立角度看,杜甫是以唐詩之變的面目被宋人認識的。王安石之學杜,實為宋調確立的重要一環。此外,荊公晚年雅麗精絕的絕句有明顯的對唐詩的復歸,這表明荊公與時風的差異,此與學杜亦有一定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