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波德莱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同时也是象征派诗歌的先驱,在整个欧美乃至世界诗坛都具有重要地位。其代表作《恶之花》是一部典型的象征主义作品,也是第一部全面冲破传统的诗歌。它的问世,标志着象征主义的兴起、现代派文学的正式出现。这本传奇的诗集对于中国诗人和中国译者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周作人、徐志摩、陈敬容、戴望舒等都相继翻译过《恶之花》。建国后至今,又出现了钱春绮、郑克鲁、张秋红、郭宏安、刘楠祺等人的译本。中国读者对于不同的译本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在大众针对不同译本的讨论之中,出现了“形式”“意蕴”“对等”等字眼,显然,当今时代的读者越来越以翻译的角度去评析一部作品。这就是翻译理论的发展带来的进步。1975年,出生于法国的美籍学者乔治·斯坦纳出版《巴别塔之后》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翻译四步骤”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注入了新的活力。本论文选取四位译者的《恶之花》中译本,在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基础上,对它们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通过研究,观察斯坦纳的经典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情况,并发现不同译者在翻译中的侧重点,以期为读者选择译本提供参考,同时为诗歌翻译研究做出一些自己的思考。论文在引言中阐述了对诗歌可译性问题的讨论,引入了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叙述了诗歌翻译在中国的历程,进而具体到中国对法国诗歌的译介,并指出论文将对《恶之花》的四个中译本展开研究。第一章首先梳理了阐释学的起源与发展,然后具体介绍了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理论,并就阐释学在翻译研究中的效用进行了说明。第二章主要围绕波德莱尔与其代表作《恶之花》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波德莱尔本人以及《恶之花》的影响,并分析《恶之花》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第二部分则对各个译者及其译本进行了描述,同时说明了选取这些译者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第三章是论文的主要部分,从斯坦纳“翻译四步骤”中的“信任”“入侵”“吸收”和“补偿”分别切入,对四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发现不同译本的特色,同时也发现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在具体的翻译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论文最后的结语部分通过对以上各个部分的分析进行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四位译者对《恶之花》都有着极大的信任,因此愿意将其作为自己的翻译对象,然而在入侵和吸收的过程中,因为译者自身有着不同的思维逻辑、翻译动机以及文化背景,各自对原文的入侵和吸收程度都不同,其中戴望舒的入侵程度和对形式的吸收较大,钱春绮和郭宏安则在入侵和吸收上相对平衡,刘楠祺在吸收过程中再创造的程度最大。因此,戴望舒的译本在形式上最贴近原文,钱春绮和郭宏安的译本综合忠实度最高,而刘楠祺的译本归化程度最大。同时,结语也指出了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在具体的译本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正是这种局限性,让翻译研究有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日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