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是各类群体性事件高发期。社会转型期中国群体性事件中较为典型、规模较大、烈度较强、性质后果较为严重、处理难度较大、对中国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较具威胁性、对“西部大开发”制约较严重、国际影响较为负面的是西部重大群体性事件。西部群体性事件呈现着从信访、上访向群访发展，从自发行动向有组织的群体行动发展，从静坐、示威向烈性重大群体性事件转化，从经济问题向民族问题转化的严重态势。 本文介绍了西部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因，政府的制度供给短缺，经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失灵；政府利益机制的某些非公正性和非合理性；一定程度的“公共利益”权力滥用。面对重大群体性事件，政府的基本应对方略必须实现处理群体性事件理念的人本转型，确立与市场经济的人本性质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执政哲学，确立以善待农民为核心的“人本革命”。同时实施一系列政策对策，即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这是消除重大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基础；构建利益中性的现代政府与化解群体性事件；公共产品供给与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