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上的重要制度。《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代表了这一领域国际立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在2005年加入了这一公约。到本文截稿时,全国人大一直没有批准该公约,但近几年外交部组织多次会议,就国家豁免立法展开讨论。以此为契机,本文通过分析国家豁免领域的联合国公约,以及英美澳三国的立法和案例,并依据这一领域最新的进展,研究中国进行国家豁免立法时,针对管辖豁免,在豁免的主体,以及国家参与商业交易和仲裁意愿这两项豁免例外方面应当采取的立场。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中,文章首先梳理了中国在立法和司法领域的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中国一贯坚持的绝对豁免主义立场面临着三个挑战:其一,国家的立法背景发生了变化;其二,中国的立场使中国在国家豁免领域处于不对等地位;其三,立法缺位不利于中国国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提高市场竞争力。第二部分对国家豁免的主体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国家这一概念是否应当包含部分主权国家,国家的外延范围和国家豁免是否应该以承认为前提三个方面。第三部分讨论了商业交易和仲裁意愿两项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例外。商业交易例外的核心在于确定商业交易的概念。文章结合案例,分析从特征和形式角度确定商业交易的两种方法及其利弊。外国国家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意愿,能产生排斥国家豁免的效力。文章着重讨论是否应为仲裁意愿的该种效力设置前提条件,以及保全措施对豁免的影响。在第四部分,文章提出应当就国家豁免进行立法,并讨论了立法应当考虑的两个因素:在立法中引入互惠原则,以及平衡中国的条约义务和在国家豁免领域的利益。最后,本文以前面的分析与讨论为支撑,结合中国的情况,对中国国家豁免法的制定提出了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