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法衔接”机制运行过程中,行、刑两大部门法的对接存在诸多冲突,其所面临的程序性困境与实体性障碍皆非常明显。这些制约“两法衔接”有序贯通的因素来自于多个方面。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行政执法边界在衔接领域中失范。行政执法边界贯通于整个衔接程序,它的确定既能保证在衔接实践中实现不同违法性质案件的分流,又是衔接案件移送程序启动的先导性条件。制定法通过明确行政违反性如何过渡到犯罪性的规定而在衔接中为行政执法活动确立了上限范围。然而,在实践中具体个案的处理时,执法边界往往会突破该上限范围而不正当地介入到刑事领域,其实践现状与法规范所确立的原本状态相去甚远。造成行政执法边界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巨大差异的因由,既包含制度规范本身不健全的因素,亦含括制度运行中的人为因素。制度规范在实体上尚未解决行、刑两部门法的区分,而在两种违法形式的区分标准上亦不甚明确,甚至致力于解决“两法衔接”问题的行政刑法亦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再加上“一行为不二罚”原则传统认识的桎梏,这些问题都成为导致行政执法边界不明晰的重要诱因。再有,衔接程序规范上的衔接立法不完善、案件移送机制不健全、监督程序的失效或阙如以及“刑事优先”原则的认识误区等因素,使得在“两法衔接”中厘清行政执法的边界又将面临程序方面的困境。另外,规范本身的疏漏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执法实践的偏差。在实践中,执法者一方对于法律文件本真意涵之认识与把握能力的欠缺会影响其对于案件性质的正确认定,而在各种利益与腐败因素的驱动下,执法者往往会主动地规避执法边界的问题,使其被刻意歪曲。要实现“两法衔接”的有序运转,就必须突破前述种种障碍。在实践中着力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并明确责任落实以削减人为因素的影响。在制度规范上,通过寻求完善“两法”界分的径路、厘定区分两种违法形式的标准、谋求附属刑法的实质化即澄清行政刑法争议、重新认识“一行为不二罚”原则等努力以实现实体要素的改良,并通过健全程序立法、强化检察监督与改造“刑事优先”原则等方案以改进程序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