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将鲁迅后期杂文放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公共领域中去考察。鲁迅从北京到上海，不仅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且带来其创作形态的变化。空间的转换从三个方面构成鲁迅后期杂文写作的背景。主体上说，鲁迅从大学教授到自由撰稿人，这一方面使他从安静的书斋生活更多地融入喧闹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消解了前期启蒙英雄的崇高感，写作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从公共领域的主要机制——报刊上说，更为繁荣、普及程度更高的上海报业使鲁迅后期杂文与公众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具备了公共性。客体上，殖民地上海的都市文化为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容。 这种背景也决定了鲁迅后期杂文的公共性特征。首先，对话性，即鲁迅以杂文形式对时事及社会现象迅速做出反应，并以报刊为媒介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互动、对话的交往网络。其次，批判性。鲁迅后期杂文批判面更广，是以弱者为本位的对一切压迫形式、奴役关系、专制权力的批判。尽管他加入左联等团体，但他依然保持了独立的批判立场，并对公共领域的开创和坚守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最后，杂文风格也有所变化，从前期纵向的、时间维度的历史沉思走向后期横向的、空间维度的对现实的动态关注，从宏观的理性思辨走向微观的具体的世相解剖。手法上最明显特征是新闻文本大量进入杂文以及上海方言的渗透。而从功能上讲，其后期杂文表现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面对革命话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化文人话语与御用知识分子的权威话语时的一种“话语突围”。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立人思想”，秉持的是“立人话语”，始终关注的是公共事务背后的精神现象，其杂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实践。 通过论证，我认为，公共性是鲁迅后期杂文的本质属性，话语突围则表现为功能形态。鲁迅通过他的杂文实际上期待开创一种开放的、能够自由民主讨论公共问题的理想公共领域类型。在这个空间里，不仅下层民众的声音也能发出，而且知识分子真正能为民众代言，并对一切奴役、压迫、专制给予批判，从而使“沙聚之邦”逐步转为“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