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盛产多种道地药材,当归、枸杞、肉苁蓉、锁阳即属其列。四种药材生长在甘肃的不同地域,具有各自特殊的环境需求。当归生长于寒凉冷湿的山区,枸杞因种属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生境需要,肉苁蓉和锁阳大体都是荒漠地区的植物。而在清人关于药材的多元认识中,具备特殊生境的甘肃并未一直据有四种药材关于道地药材的独尊地位,更有带着当时历史印记的丰富面向。清代甘肃的当归,冷湿生境之外,山区民众自成一体的生产、加工方式亦是延续道地传统的重要因素。当归虽是一味廉价的药材,但于不宜谷物生长的寒凉山区来说,亦是资利民生的重要来源。清代甘肃的枸杞,至晚在清末时,就已为宁夏枸杞在名、实两个方面取代了道地产区的地位,生产方式的变革、生长环境的改变均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清代甘肃、宁夏两地的方志中已较为清晰地展现了道地产区变更的事实,而同时期的本草论著,对这一变化几乎无动于衷,医界认识的因袭与迟滞也于此显现。而呈现两种药材基本面貌的两种主要载体——方志及方志以外的记录,在两种药材的地方“实际”与他者的产地“想象”上颇有不同,相互影响的同时,进一步证明了当时本草记载的因袭与迟滞,还体现了古典医学时代的浓厚方土观念。四种药材由原野草木,到资利民生的商品,最终成为治疗疾病的良药,药材自身在经历这一系列变化的同时,也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对于四种药材的本草学及相关的认识,益于清代本草学地方发展脉络的厘清。医家一类群体的认识并不是药材历史形象的全部表达,医家以外的群体的认知也是当时药材形象的有益组成,多元认识并存才是当时药材形象的贴切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