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文化、政治、教育等角度论述了1914～1927年间章士钊的思想转变过程。章士钊在接受西学后，其思想渐趋向温和，他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思想都是以调和求进步，目的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中国政治的转型。移植的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遭到失败，使章士钊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他二度赴欧寻求救国良方，面对西方文明暴露出的弊端时，他的思想转向保守，转而关注中国民族文化的延续，希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出“济世良方”。章士钊思想的明显转变可以从他1914年创办的《甲寅》(月刊)、1917年创办的《甲寅》(日刊)(后改为周刊)和1925年创办的《甲寅》(周刊)清楚地显现出来。 第一、二次《甲寅》属于进步刊物，且两次创办之间间隔的时间也比较短，本文把前两次《甲寅》称为前《甲寅》时期。无论是在新旧文化上还是在中西文化上，章士钊都坚持“调和”。对待新文化运动采取温和的、讨论的态度，这个时期的章士钊仍是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文化上的调和观使他在政治上力求站在中间立场来讨论国事，提出调和立国论。他反对专制，主张革新，但不主张使用暴力，以调和而求和平相处。 从1922年起，章士钊的思想就发生了转折，走上了复古守旧的道路，第三次创办的《甲寅》显然属于保守、落后刊物之列，本文把1922—1927年这个阶段称为后《甲寅》时期。国内外的环境使章士钊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切的怀疑，在继续寻求救国的道路上，他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传统文化，走上了复古守旧的道路。这期问章士钊曾出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大力倡导封建复古运动，反对新文化运动；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政治上维护段祺瑞执政府的统治，诋毁学生运动。 无论是章士钊“调和论”还是“以农立国论”，都是他借鉴中西文化的结果。他的身上折射出了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方针的过程中，从中到西，再从西到中的变化，在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中寻寻觅觅而产生的矛盾、冲突、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