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金融、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应用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正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新兴业态、新型商业模式、新型生活方式不断涌现,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工作和创造,一机在手就能消费和娱乐,极其便利地实现获取信息、沟通交流、消费娱乐、资金流转等效率的最大化、最优化。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通讯、网络等信息化技术手段,瞄准相关行业和业态存在的监管漏洞和管制盲区,猖狂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这类犯罪涉及面广,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人民趋利避害的思想,通过通讯网络发布虚假信息或利用电话编造虚假事由,既针对特定群体,又漫天撒网,极短时间就能实现跨省、跨境诈骗,侵害面很大,社会影响很恶劣;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往往利用改号软件、虚假网站等方式,利用五花八门、不断翻新的各种骗术,对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众实施诈骗,受骗群众既有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企事业单位人员,又有公司职员、进城务工者、农村居民、学生等普通群众;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强,一般采取远程、非接触方式,组织严密、分工诈骗,编写剧本、话务员、购买手机卡银行卡、组织取款等都有专人负责,幕后老板、犯罪窝点、服务器甚至隐藏在境外,打击难度很大;诈骗的相关环节涉及通信运营商、银行业、网络平台公司、无线电等多个领域、多个行业,开设非法账户、贩卖银行卡、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开发贩卖改号软件等形成的庞大的黑灰产业链,防范治理面临诸多困难。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社会一大公害,是平安建设亟待破解的治安突出问题。成都作为全国超大城市、全省首位城市,既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地”,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输入的“洼地”,近年来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迅猛,造成的损失金额巨大。有效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事关高质量平安成都和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建设,事关全省首位城市形象和党委政府公信力,事关老百姓福祉和人民安居乐业。实践证明,应对这类高度跨域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犯罪,传统以公安机关侦查和打击为主的方式,很难达到从根本上和源头上杜绝此类犯罪的效果,相反呈现出割一茬、长一茬和不断割、不断长的快速蔓延态势。面对日趋严峻的发案形势,按照中央、省和市打击治理电信诈骗犯罪的统一部署要求,结合社情市情警情,成都市政府于2015年12月成立了由成都市公安局牵头,21家单位参与的打击通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局际联席会议制度,于2016年1月在市公安局成立了西南地区首个省市一体化的反通讯网络诈骗中心。在实践中,坚持以协同治理相关理论为基础,以电信诈骗发案趋势为指向,通过建立局际联席会议制度和省市一体化反诈中心,探索构建了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建立了政府部门与银行、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主体和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多元联防联控机制,促进了电信诈骗协同治理各部门、各环节高效有力运转,逐步建立完善了符合成都实际的电信诈骗协同治理工作模式及相关配套机制,开创了成都市电信诈骗犯罪的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新格局。通过边治理边完善,成都市的电信诈骗协同治理模式,厘清了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之间、公众之间的协同治理主体责任和相互间关系,明确了政府部门内部包括公安机关警种之间、各部门之间及与电信诈骗相关要素间的主客体作用和内在联系,建立健全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协同治理相关机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较为有效的协同治理模式。本文以成都电信诈骗犯罪协同治理模式为例,为本文的研究供了典型样本,也可为全国同类城市协同治理此类犯罪供一定的现实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