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代学者认为：“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之中”，“《论语》者，六经之总义也”。他们高度重视《论语》研究在儒学理论建设中的巨大意义。《论语》不仅对中国的经学史、学术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惟其如此，才吸引了历代硕儒宗师皓首穷经，孜孜爬梳，创造了群星闪烁、五彩缤纷的《论语》诠释世界。 本文截取《论语》诠释世界一隅，将其研究范围界定在1640——1911年清代社会270多年的时间内，集中研究清儒以《论语》或《论语》篇目命名的《论语》诠释著作，主要通过《论语》诠释文本的解读；结合清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在时空关系域上纵横比较，辨章学术，考证源流，互参比勘，深入析论，从而勾勒清代《论语》研究的历史进程，揭示清代《论语》研究的特点和规律。 论述清代之《论语》诠释，有必要对清代以前的《论语》诠释概况作出简要梳理。 最早诠释《论语》的，可能数孟子。两汉时期的《论语》研究，主要集中在《论语》的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流传方面，产生了最初的注家，如包咸、孔安国、马融、郑玄等。 魏晋六朝时期，《论语》学研究发生了新变。何晏的《论语集解》是对汉代《论语》学的总结。皇侃的《论语义疏》是注释极为详尽的《论语》读本。 北宋时期产生了影响极大的《论语》诠释著作，即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吸取各家之长。开创了宋代理学的新局面。 清代初期，在天崩地解的大变动中，程朱理学的封建等级观念、伦理道德思想正契合了清初统治者的需要，故程朱理学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官方正统地位，宋学仍然高居唐庙。作为清初名臣大儒的李光地，尊奉程朱是其必然选择。但一些有识之士则开始对宋明理学进行全面清算，如顾炎武、王夫之、毛奇龄等经学名家，一方面对宋儒发出了严厉的诘问和声讨，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诠释实践，从训诂文字、考证名物、典章制度入手，阐释经义，开启考据学新风。 乾嘉时期，朴学如日中天，朴学家的《论语》研究最为活跃。江永根诸注疏，考核精密；惠栋尊古崇汉，好古嗜博；江声识字辨义；徐养原考订鲁读。此等朴学家的《论语》经解无疑最具朴学特征，梁启超称惠栋为“纯汉学”。此外，程廷柞在让释经义时，能打破门户之见，惟实事求是而己;赵良酞亦能取参众注，权衡汉宋;阮元、焦循开专题研究和范畴研究之风时，仍然强调以训话明义理。这种格局显然不能忽视朴学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此时理学的影响力虽然大为减低，其学术命脉依然绵延不绝，宋学一派也未尝沉寂。只是朴学与宋学的主次地位，正好发生了与清朝前期相对应的转换。由于汉学与宋学两派长期共存、互相斗争、互相融合，本阶段的《论语》学在汉宋之间的学派分野已远不如清代前期那样激烈和鲜明，部分成果已经略具汉宋兼容的色彩，至后期产生了《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即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晚清时期，刘逢禄、宋翔凤等常州今文学派之《论语》研究逐渐取得醒目地位，每以《论语》比附春秋公羊之微言大义，戴望承其遗续，推而广之，至康有为集其大成。康氏《论语注》有西方进化论思想，但治经不够严谨，常常间下己意，失之穿凿，与经意不符者甚多。此一时期产生了一些传注和辑佚之作。《论语》考据学逐渐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