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和动力。创造性思维是创造和创新的具体表现和核心,也是创新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以及社会不可或缺的思维要素。由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推动,创造性思维及其影响机制问题日益成为当代心理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和焦点问题。而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机制的把握则是创造性提升的关键前提。因此,开展创造性研究,探索如何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创造性,是国内和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对于教育、科技、商业等各领域的指导意义重大。在影响创造性思维的个人特征中,情感这一要素为创造性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心理背景和状态,是促使个体潜在的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的创造性行为和成果的重要动力因素。情感(包括特质情感和状态情感)对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影响已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然而相关研究还较零散且结论不尽相同甚至相悖。以往情感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是各自分别探讨了与创造性相关的某一特质,且基本上都是理论探讨或行为层面的研究,神经影像学方面的实证研究较缺乏。情感这一变量在创造性思维中所起到的动力作用及其相应的神经机制尚不清楚,仍难以客观地描绘情感和创造性二者的关系,不足以从根本上阐明二者关系的本质。此外,特定的情感特质类型是情感障碍的亚临床表现,且已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情感障碍易感性与创造性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然而,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虽然有着漫长的过去,但由于二者本身各自的复杂性,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争论已久而研究结论却纷繁复杂。鉴于情感及情感障碍易感性与创造性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本研究在先前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以创造性问题解决中的发散性思维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多个情感相关的特质中所隐含的共同结构即个体潜在的情感特质(latentaffectivetraits)与创造性的关系及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并针对相关研究中神经机制研究的空白,进一步借助结构磁共振成像(structur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smri)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fmri)的方法,从脑机制上更加客观、系统地揭示特质情感和状态情感(心境和情绪状态)影响创造性的可能机制,寻找情感影响创造性的神经影像学标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亚临床抑郁与创造性关联背后潜在的神经机制。首先,研究一系统地探讨了积极和消极情感特质潜变量与创造性的关系及其中的神经机制。其中,第一阶段(实验1)是情感特质潜变量的“测量”过程,即通过行为观测指标测量潜变量,并利用带有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两类情感系统与创造性关系的假设模型。带有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证明了两类情感系统与创造性关系的假设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良好,积极和消极情感特质对创造性的预测效应均显著。第二阶段(实验2)利用线性回归(linearregression)和非线性回归(non-linearregression)的分析方法,对情感特质因子(潜变量)即个体潜在的情感特质对创造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比较。回归分析表明,对于单个的积极类的特质变量以及积极和消极情感特质潜变量而言,它们与创造性之间的较优拟合模型为quadratic(二次)回归模型,即它们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曲线关系;而单个的消极类的特质变量对创造性的回归不显著。而且,积极情感特质潜变量对独特性、灵活性和流畅性三个分维度的回归均显著,而消极情感特质潜变量只对独特性的回归显著。第三阶段(实验3)运用结构态磁共振成像数据,对高分辨率结构像(3d-t1)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oxel-basedmorphometry,vbm),考察积极和消极情感特质通过与创造性密切相关的脑结构影响创造性的可能机制,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采用基于感兴趣区(regionofinterest,roi)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左侧和右侧额下回(inferiorfrontalgyrus,ifg)的区域灰质体积调节了积极情感特质和创造性(总分和三个维度分)之间的关系,即在ifg区域灰质体积上的个体差异影响了积极情感特质对创造性(总分及三个分维度)作用的强弱。此外,左侧ifg的区域灰质体积在消极情感特质和创造性(总分和独特性)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即消极情感特质是通过影响ifg进而影响到创造性的。其次,研究二采用任务态fmri(task-statefmri)的方法,并基于经典的发散思维任务——非常规用途任务(alternateusestask,aut),记录和分析个体在解决创造性问题过程中大脑的活动情况,分别对情感特质、心境和情绪体验如何影响创造性及相应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系统探讨,以期能更好地揭示情感影响创造性认知过程中独特的大脑激活模式。结果表明,个体的消极情感特质能正向预测其独特性表现;实验过程中的愉悦、焦虑和精力充沛的体验与独特性表现相关显著。而且,个体的情感(特质情感和状态情感)与创造性思维过程中的大脑活动密切相关:额下回(ifg)、背外侧前额皮层(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dlpfc)、颞中回(middletemporalgyrus,mtg)、楔前叶(precuneus)、枕中回(middleoccipitalgyrus,mog)和顶下小叶(inferiorparietallobule,ipl)等脑区在情感影响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情感影响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不仅涉及前额叶抑制控制系统,还涉及边缘结构情绪加工系统(扣带回、海马旁回、脑岛)。最后,由于情感障碍易感性与创造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三采用经典的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并结合两阶段筛选法及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的结构性访谈筛选出了亚临床抑郁个体和无抑郁个体。在此基础上,利用结构磁共振成像数据,对高分辨率结构像(3d-t1)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以此来探讨亚临床抑郁个体脑结构形态学上的变化与创造性的关系。结果表明,与无抑郁对照组相比,亚临床抑郁组的灰质体积较大的脑区有:右侧额下回(rightifg)、左侧额上回(superiorfrontalgyrus,sfg)和右侧额中回(middlefrontalgyrus,mfg);灰质体积较小的脑区有:左侧颞上回(superiortemporalgyrus,stg)、左侧额中回(leftmfg)、左侧额下回(leftifg)和右侧海马旁回(parahippocompalgyrus,phg)。相关分析进一步表明,右侧额下回、左侧额上回和右侧额中回的灰质体积与创造性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左侧额中回、左侧额下回、左侧颞上回和右侧海马旁回的灰质体积与创造性总分均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可能表明亚临床抑郁个体右侧额下回、左侧额上回和右侧额中回的认知控制和调控功能降低,使其对皮下区域(如海马旁回)活动的调控能力降低,导致其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出现认知去抑制,具有更低的潜在抑制(latentinhibition)水平并伴随冗思(rumination)倾向,进而促进了创造性思维的产生。本研究基于特质和状态的研究视角,结合个体差异模式和任务模式,采用了结构磁共振成像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探讨了情感对创造性的动力作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情感对创造性的影响,对情感影响创造性的认知神经机制问题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亚临床抑郁与创造性关联背后潜在的神经机制。总的来说,本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情感与创造性关系的认识,丰富并拓展情感以及创造性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并有助于深化对创造性的本质和内在机制的理解,进而有助于寻找促进创造性思维发展的有效途径、制定某些教育策略或干预措施从而促进创造力的有效提升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完善和发展人的情感、人格及创造力,并实现创造主体各心理状态层面的整体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