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可能避免把教学、研究和它们所依托的物质机构三者相割裂的片面化、平面化的做法，本文试图从“学科制度”(以下将详述)的中观视角切入，来探究中美两国传播学如何经由建制化的过程，与既存的新闻教育接轨，成长为一门学科，并确立起其主导范式。在美国，传播学是跨学科的产物，与新闻学很难说有什么“嫡亲”的关系。学科创始人施拉姆借助于各种因缘际会，“将他的传播学观结合到新闻学院之中，因此就在重要的方面构成了传播学领域后来将要成为的样式”。所谓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争，最初即导源于施拉姆的这一锤之定音。换言之，新闻学与传播学并置，并不是因为学科知识起点完全一致，也不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一半是出自有心人在偶然机遇下的刻意捏合。但是，新闻—传播的建制化模式一旦确立，即对新兴传播学和既有新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着美国在全世界的实力日升、影响日大，以至于成为学术霸主和中心，其学科制度亦成为后发国家——中国——照葫芦画瓢的样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新闻教育引入传播学的实践，可以说是美国式的新闻—传播学科制度在转型期中国的翻版和嬗变。由于传播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并非在中国本身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诞生，因此在中国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土壤，我们只是被动地承认传播学在他国既已存在的事实，并将之“引进”，于是这种学科制度的移植，必然带有某种生吞活剥、南橘北枳的意味，即我们得以省略传播研究在原产国从散落于各门社会科学的零碎状态到被规限为一门“领域”的全过程，而一步跨入到“学科”的视野。从主观因素说，学科的引入者受自身专业局限，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这个基本结构上，而遗漏和错失了传播学最鲜明的特点——跨学科性质，致使传播学“成了地地道道的管窥之学”，仅能反映新闻学的一孔之见。而从客观因素说，传播学在美国创立时所处的社会科学整体繁荣的局面在中国没有相应出现，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力量在中国依然比较薄弱，其发展水平及中国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认可度比起当时的美国还相去甚远。这也是阻碍中国传播学从“跨学科”中汲取理论滋养的现实因素。随同学科制度一起移植到中国的，除了一些基本的术语、概念、理论之外，更为根本的还有美国传播学的主导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