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全球化使得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世界的相互依赖开始显现,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增多并开始于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传统国际关系中,主权民族国家是唯一行为体的绝对性与权威性受到了质疑与挑战。带来这些变化的非国家行为体中,次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正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主要研究次国家行为体中的次国家政府。次国家政府国际行为的活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受到国际、国家、地方三个层面的动力及Web 2.0时代带来的便利的刺激。不过虽然次国家行为体于对外事务中正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就此将次国家行为体与主权国家的地位放在同等位置上的做法还是不妥当的。当今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家仍然是基本行为者,次国家政府则是新兴的国际事务参与者,次国家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事务参与者,从属于一国外交的指导,在主权国家中央政府限定的范围内展开国际活动,它们是一国外交的有益补充,并与中央外交保持着合作共赢的关系。次国家行为体中的"城市",由于其在连接世界、国家及人民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被称为"城市外交"的对外事务参与广受关注。城市作为一种次国家行为体,同样是一类特殊的国际事务参与者,而城市外交从属于一国总体外交,当城市所追逐的利益与国家相同时,城市外交能够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有益补充。2015年,中英两国关系开启"黄金时代"。除了中央政府间的外交互动,中英城市间的合作交流也越来越频繁。目前,虽然两国的城市外交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以最容易量化的友城结交情况为例,友城结交总数有待提高、历年结交数量有待稳定及地区分布有待平衡等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地区分布不均的问题尤其体现在:我国西南地区与英国的城市外交水平仍有较大可提升的空间。我国西南地区与英国的城市外交水平不高,是我国渐进式改革开放道路下的历史惯性,也有着政治安全方面的考量,但我国从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15年将"一带一路"确定为国家总体战略,我国西南地区被逐渐赋予了越来越大的国际交往主动权。此处,我国西南地区城市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的转变及中英关系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也恰恰说明了城市外交从属于一国总体外交战略。成都与英国的城市外交便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凭借着国家战略的支撑、自主拟定的市"全域开放"战略、清晰的自身定位及积极主动的城市形象宣传,成都与英国在城市外交实践中发展了深度、广度、高度兼备的友城交往,也发展了合作领域逐步拓宽的直接交往。成都与英国的城市外交特征明显。从性质上看,其有非主权性、政府性、中介性及地方性这四个特征;从内容上看,该城市外交以"经济类低级政治"内容为主;从战略上看,该城市外交实践以国家总体战略为支撑的同时也确定了清晰的自身定位,并积极主动地向英国宣传本市的特色形象;形式方面,成都与英国采取友城交往、直接交往、多边交往三种形式并行的合作交流方式;参与者方面,政府官员中的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企业中的英国怡和集团,贸协商会中的英中贸易协会,及个人代表中的韦鸣恩勋爵都是成都与英国交往中的重要资源。成都与英国城市交往中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不断创新的形式、为当地带来的实际发展效益并带动周边城市群的国际交流等方面都证明了当城市与国家追求的利益相一致时,这一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对外事务是对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有益补充。除了成都,四川省及该省内其他城市与英国的交流情况也说明,除了中心城市,其他各级次国家行为体只要利用好资源、把握好机会也能在对外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成都与英国的城市交往中,也出现了过于依赖补贴、与外媒联系不够主动、多边城市外交不发达、活动后续性差、友城交往对象单一、官员互访占据主流等实际问题。不过同时,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与英国"北部振兴计划"、我国西南城市与英国城市共有的烈性酒文化、网络信息技术的腾飞等因素也为成都与英国城市外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众多机遇。由成都与英国的交往案例可以看出,积极的城市外交为我国城市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中央政府在城市外交方面应更多的给予鼓励政策,而非忽略政策或限制政策。我国其他城市也要向成都学习,加强经济、基础建设"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共同发展,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培养相关人才,利用好全球化及国家战略的顺风车,抓住机遇,找准自身的特色定位,提高次国家政府参与对外事务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