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媒介素养在英国应用于青少年教育,之后又经历了三次范式转移,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目前,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以普通公众为主要对象,对公务员媒介素养的研究几乎没有。结合我国当下国情,公务员媒介素养研究却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为,首先,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结构性矛盾凸显,行使执政权的政府公务员就更容易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其次,媒介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影响力日渐衰弱、市场化媒体的盈利压力日益增大、新媒体快速崛起等,使舆情走势更加纷乱和复杂,民意表达更趋多元化；最后,历史和体制原因,我国公务员的媒介素养未同步快速提高,同一事件排列舆情榜第一位和政府应对最差一位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文注重应用性,以定性的研究方法,梳理媒介素养理论的发展历程,提出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内涵——传受者合一。结合公务员是权威消息来源和更易成为新闻人物的特点,创新性地将公务员的媒介素养分为三个层面：受者、传者、被报道对象,并统一在系统性的新闻管理之下。从公务员的工作和生活实际出发,本文以案例分析法,将公务员媒介素养的运用场合分为三类：日常履职、突发事件处理和个人私生活。其中,日常履职和个人私生活的讨论属于首次提出：公务员日常履职中的新闻管理,以政治传播学为理论依托,以使用媒介更好履职为目的,把握舆情、巧做消息来源、做好新闻主角,完成政府议程对媒介议程的影响；个人私生活是针对我国近两年国情,即舆论热点事件很多起源于个别公务员私生活被曝光,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提出在具备基本的党政素养和道德素养的基础上,应提高公务员的媒介素养,把握好舆情发展中的发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