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政治哲学家中最独特、最富有原创性的学者。二十世纪发生的大事件阿伦特都经历过,种种经历都使得她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复杂交融性特点。她师从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其著作思想中遍布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关怀,这段经历使得她开始用一种个体的角度来观察政治与人的关系,人的存在只有通过政治的互动才能体认。极权主义与民主美国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经历,使得阿伦特思考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极权主义体制借助于恐怖与暴力,将人从意义世界里驱逐,成为多余的人,而民主下的美国由于层层官僚制,也消解了人参与政治的热情。而关于“艾希曼”的审判,更使得阿伦特意识到,人的平庸性经过制度的放大会演变成一种恶,这种恶是那么普遍以至于它表现的那么不起眼,这种种经历促使她反思,如何才能避免人性的压抑,如何才能走出“平庸之恶”。阿伦特将眼光看向了古希腊雅典,寻找政治最初的本源,重新复活了古典共和主义。在阿伦特眼里,古典共和主义强调人性与政治相结合,她的古典共和主义包括行动、公共领域、美德理论。其中行动理论是她理论的核心,行动预示着开端与自我实现,个体只有在美德呼唤下走向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里自由呈现,才能实现在他人在场下互相体认个体的存在,实现个体价值,而这也被视为行动过程。阿伦特的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具有内在的联系性,行动是阿伦特古典共和主义理论的核心,所有理论都是紧紧围绕着行动理论展开的。同时,行动与公共领域、美德具有联系,行动需要公共领域的自我呈现,公共领域是行动的场地,而行动是美德的外化,美德是行动的继续,二者具有一致性。同时阿伦特的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她的理论建构在对人的认识基础,力图实现人性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她并没有像一般古典共和主义者一样,视混合制为最好的政治制度设计,在她眼里,只有实现个体参政自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政体,所以她提出了议事会制度,意图通过层层的参与实现政治自由。而且,深处于极权主义体制的经历,使阿伦特意识到了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所以她也没有一味强调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她同时也看到了私人领域隐藏性作用,意即她的自由观呈现出一种融合性,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并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的思想也同时具有局限性,她对于人的认识太过于简单,忽略了人个体追求的多样性,同时她的理论具有空想性,忽视现实政治生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