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北齐旧人为考察对象,包括北齐宗室高氏、东魏宗室元氏、旧齐勋贵以及旧齐士人,通过研究他们在周隋时期的任官、勋爵以及生平轨迹以探讨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境遇情况,进而透视出周隋政权对旧齐人员的处置政策及其变化。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梳理了建德四年至建德七年周齐战争中周武帝所推出的平齐政策以及北齐诸臣在战争中的表现。建德四年以后周武帝加快伐齐步伐,建德五年十二月晋州之战后周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行军攻城,相继攻克北齐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并州、邺城,给北齐政权内部造成强大的军事威压。周武帝以军事作战作为刚性压力,同时辅以招降优待的怀柔政策,在并州之战前、后颁布两份诏书以大赦宽宥、官荣爵赏、铨录起用等方式敦促北齐将相王公背暗投明,归顺北周。周武帝“军事+招抚”的两手举措推动并州之战后北齐政权内部的分化:一是潘子晃、侯莫晋贵等勋贵子弟以及斛律孝卿、高阿那肱等权贵人士多在并州之战后或者邺城之战前后主动或者迫于形势投降周军,二是以高湝、高孝珩为代表的北齐宗室以及鲜于世荣、慕容三藏两位禁卫军高级将领选择死战到底抵抗周军。但总体来看除了高氏宗室死战到底以外大多数人选择认清形势投顺北周,为国殉葬死于臣道者几难可见。第二章探讨高氏、元氏、旧齐勋贵在周隋时期的境遇情况。周武帝平齐后初期对本就所剩无几的高氏人物采取了迁往关中、礼遇宽待的政策,“齐之诸王三十余人,皆受封爵”。很快周武帝以谋反罪赐死齐后主,并对高氏人物进行处置。高湝、高延宗、高湛诸子等神武帝高欢直系子孙或与后主同被诛杀于长安,或被发配龙州、绵州西部边远荒凉之地。非出身于高欢直系的高氏宗亲基本得以保全,有的甚至可以依靠自身能力在周隋政权中得以任官。在北齐政权统治下得以存活的与元魏帝室关系疏远的平文帝、昭成帝后裔在周隋时期担任中下层职官,仕途寂寥,这与原依存于北周政权中的元氏人物在周隋时期享有勋爵显职的情况形成反差。窦泰、娄昭、韩轨等众多怀朔勋贵家族子弟退出周隋政治舞台,但仍有侯莫晋贵、皮信、段德深等少数勋贵子弟在周隋政权中拥有戎秩、爵位,但周隋时期旧齐勋贵子弟在中央任职者寥寥可数,且职官品阶皆为中下层,其中慕容三藏、厍狄士文等人有任职毗邻陈朝的南部边境地区,或是调往西部边疆的仕宦履历,这与北周、隋初注重边疆的政策有所关联。第三章从正史材料、墓志材料、诗文作品出发综合考察旧齐士人在周隋时期的境遇情况。从中央系统中任职情况来看,周隋时期旧齐士人所任多为执行政务的官职,官品基本限定在中下层,对于政事的决策影响力有限。隋时也有不少人凭借自身文学才干出任东宫、诸王官职以及开府参军事等职位,虽然在东宫、王府、幕府所受待遇不错,但官品等级也不高。周隋政权鉴于旧齐士人在乡里社会中所具有的一定的影响力任用旧齐士人担任地方官吏,从任职地方官的人数来看,北周时期担任地方官吏的人数少于杨隋时期。从任职地方的官职情况来看,北周时期在地方任刺史者仅有一二人,多数在北齐旧境担任郡守、县令以及州司马、长史、列曹参军等州级佐官。杨隋时期担任地方州刺史的人数上升,从墓志材料综合来看隋时仍有任地方州长史、司马、诸曹参军事等州级辅僚以及县令等职位,这些职官的品级并不高。总体来看虽然旧齐士人在周隋时期得以在关中政权中任官,但是在仕途上却多有蹇滞,处下位、不得调、坐除名、谢病免、坐配防的情况多有发生,他们内心有不少的失意情绪。而另一方面周隋统治者利用国家力量加强对如房彦谦、李仲举等在野旧齐士人的征召,这些士人面对征召也有两种不同的行为选择。从诗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旧齐士人群体两种不同的情感表达:一类如卢思道、颜之推、孙万寿等在周隋时期仕途不如意者,他们笔下多是满腹牢骚与悲秋愁绪,而这种情绪在仕途较为平顺的李德林、李孝贞、薛道衡的作品中未能得到体现。北齐未灭亡之时政权内部宗室、勋贵、恩倖、汉人士族官员的矛盾交织丛生,权力斗争不断。北齐灭亡以后,决定北齐旧人在周隋时期的官爵勋位的主要因素是周隋统治者对他们的处置政策,从对高氏、元氏、旧齐勋贵以及旧齐士人的境遇考察以及行为动向情况来看,周隋统治者对他们心怀成见,采取防范压制政策,大多数者在周隋时期政治地位并不高,他们在周隋时期也没有什么反抗力量,内心有不少失意落寞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