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证人出庭率较低,其中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出庭的情况更是微乎其微。实务中要么不采纳未成年人证言,要么直接宣读证言笔录来完成质证过程。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功能尚不健全,不恰当地获取未成年人证言的方式不但会导致证言的准确性下降,更不利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恢复。将未成年人排除于诉讼过程之外,未成年人的证言无法在法庭上得到有效质证。这样做不仅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得不到保障,法官的自由心证也无法有效完成。既无法查明事实真相打击犯罪,也无法保障被告人的人权,更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相违背。因此建立一套处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制度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考察英国的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区域和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专家对话者制度的起源、规定与实践,研究分析国内2021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的法律规定与涉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现实情况,笔者提出我国应建立有关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专家对话者制度。专家对话者制度以合适成年人制度为基础,在现行合适成年人规定的框架下更进一步,既保留了合适成年人的功能,又有职能的拓展。合适成年人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作用为见证。但是合适成年人往往缺乏与未成年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可能也并不具备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不能很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甚至会流于形式走个过场。而专家对话者制度要求设立一名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对话者评估未成年人智力水平、心理状态与表达能力。以个案中未成年人的现实情况为基础,专家对话者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以及辩护律师提出与未成年人交流的建议与注意事项。同时协助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询问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完成对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收集与质证工作。专家对话者的职能包括以合适成年人的身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给予保护;充当未成年人与公安人员、检察官、辩护律师以及法官之间的沟通桥梁,协助上述人员理解未成年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同时也协助未成年人理解他们的提问。专家对话者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均可以以合适成年人的身份参与,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专家对话者传授办案人员与未成年人交流的知识与技巧,协助办案人员完成对言词证据的收集。在审判阶段,法官可以召开庭前会议讨论是否需要未成年人出庭。会议中专家对话者可以将未成年人的身心状况介绍给相关人员,向各方解释未成年人的语言特点以及与未成年人的沟通技巧,对于举证质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必要时专家对话者还可以以合适成年人的身份陪同未成年人出庭,在庭审过程中协助各方与未成年人交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