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愈加频繁,城市以其先进的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经济、便捷舒适的生活条件以及宽广的生存空间吸引着大量乡村人口离开乡村、涌向城市。但我们不难发现的是,乡下人的还乡与离乡行为是对举出现的,离开乡村确实让他们获得了全新的生命体验,体味到短暂的新奇与愉悦,但与城市的天然隔阂又让他们重新返归乡村。90年代以来的乡土作家正是在敏锐的感知到这一时代新变后,逐渐将“归乡群体”纳入到小说创作当中。“归乡群体”基于身份、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在归乡缘由、归乡后的在乡生命体验以及出路的寻求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由此,可将其具体分为,归乡的农裔知识者、回流的农民工以及返乡妓女这三大基本人物类型,依此可对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纷繁复杂的归乡人物群像进行清晰的梳理。在归乡群体中,农裔知识者集体性溃退的“归来”行为背后,蕴藏了深厚的内蕴。首先,自我身份体认的模糊化,知识者身份与农民身份二者的不可调和所产生的撕裂与焦灼感致使其返乡归途,揭橥的是新一代知识者精神上的孱弱、心性的卑怯,同时它也对五四返乡知识分子具有的启蒙精神进行了消解。其次,通过农裔知识者对城市文化的反叛,寻求古旧梦境、诗意原乡而不得来思考城乡二元关系,透视故园难返的时代痛症,批判现代性。而农民工的还乡回流行为较之知识分子又多了几分现实的厚重与驳杂,由城返乡后的农民工身上既凝结着新的质素——个人现代性,又赓续着老的灵魂——旧有的农民根性,由此在身份转变以及对乡村社会认知上出现了两极化的倾向。首先,身份转变上,出现了像新农商这样有所作为的新式“农民”,但亦有利用金钱谋取权力、权钱勾结的新恶势群体;其次,在乡村社会的认知方面,新旧人格的扭结使他们既能够站在现代文明高度对乡村社会进行理性批判,又能与乡村社会融为一体并对其“非现代性”的一面有所理解与同情。最后,妓女返乡后在出路的探寻上,则体现出了乡土作家对现代性不同的价值立场。返乡妓女的从良幻灭,表达的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愤恨,彰显的是吁求现代性的急切;其身体的再度沉沦,是对乡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质疑,而返乡妓女的重新离去,则是对消费主义时代乡村价值观念畸变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