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是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在区域差异引起的自发流动之外,还存在着政治导向性的迁移模式,如工厂迁移、支援边区及荒地开发等。这一模式在1950-1970年代的中国极为普遍,从大城市迁往乡下内地的情况屡见不鲜。然而,这种政策主导下的迁移,其实际运作安置的过程,以及对民众本身和迁入、迁出地的影响,在学界仍然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希望藉1966年上海烟机厂职工及家属支援许昌烟机厂的案例,分析在人口迁移过程中,政策的引导与实际施行间的关系。一方面,政府的政策绝非是促成迁移的唯一动因,除了规定的优惠待遇以外,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舆论思潮,以及民众自身的际遇选择,都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要素,这些共同构成了这种人口迁移的时代特性。另一方面,尽管政策的鼓励与压力同在,但无论是迁出还是迁入一方都面临了重重困难。如移民对当地生活与工作环境的不适,以及权益纠葛导致的剧烈冲突,使得上海职工与家属在一年内两次离开许昌,这一事实反映了这些移民融入当地的困境。究其实质,在制度设计与运行的张力结构中,通过国家、地方与个人的博弈,民众个人的命运和抉择汇入历史的滚滚洪流,也映照出两地工厂及上级单位在应对支内活动及其引发的“闹事”中的种种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