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全球进入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发展阶段,全球一体化和次区域合作化成为主流。但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制度建设、经济实力、文化底蕴等,全球范围内次区域合作盛行的同时,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边境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逐步增加。如何协调次区域合作与边境安全问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了当前地理学界的研究重点。基于对“边界”和“边界效应”概念的界定,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了宏观视域,中观视野和微观视角在内的多层次、立体性的边界效应分析调控框架。通过对缅甸建国至今对中缅边界效应调控历史的梳理以及冷战时期以来国内与缅甸的边界互动政策与实践,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缅甸方面,奈温政府时期,因缅甸国内经济政治极度落后原因,边界始终发挥其屏蔽效应。自1988年新军人政府时期开始,边界屏蔽效应逐渐向中介效应转化。缅甸军政府和民族地方武装都渴望强化中介效应以促进发展,并都迫切地想要掌握边界地区的统治权。但因二者利益的相悖性,调控力度大不相同。民族地方武装最大程度的增强中介效应来促成自身的发展,而缅甸政府军是有限的增强中界边境的中介效应,在国家安全统一面前,会选择一些必要的方式来提高屏蔽效应。中国方面,宏观层面上,边界效应调控由中央政府主导,以政治军事安全为调控标准,因缅甸国家内部局势的动荡情况而转变调控方向,以强有力的军事行为作手段进行边界效应调控。中观层面上,边界效应调控由地方政府为主导,中央政府予以支持,因边界安全威胁程度而转变调控方向,以经济发展为调控标准,通过颁布有利经济合作的法规政策、建设规划配套基础设施、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等方式进行边界效应调控。微观层面上,主要以跨国企业和边境居民为主导,跨国企业为寻求自身发展,通过互相学习参观、增加认同感等方式影响边界效应调控;边境居民出于保障自身安全、情感寄托、工作需求等原因,会在无意识中调整自己与缅甸居民的交往方式,影响边界效应调控。最后,本文结合“一带一路”新时期的战略背景,提出了未来边界效应调控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