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学术界,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逐渐枝繁叶茂,但涉及全国一万多所学校、600余万学生、21种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小学通用教材的翻译问题,至今却少有人涉足。本文借用斯奈尔-霍恩比综合法,在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制度翻译及布迪厄的“场域(field)"、“习性(habitus)"等概念的指引下,以一种特殊的文本——中小学国家课程教科书(text book)为经验材料,一方面以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呈现了处于多元制衡下的教材翻译之整体构图；又用规定性(Prescriptive)方式,进一步揭示中韩教材翻译的策略及翻译教育方案等实际问题。即探讨中韩教材翻译所及理论指导和应用；相关学科的理论要素及张力影响分析；教材翻译文本之内、外特点；教材翻译之总体定位及应用策略。研究发现,外在因素对教材翻译行为影响甚大。国家政策导向和行政指令不但决定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期限的设定,其力量还渗入翻译的过程、内容及策略之中。此外,教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一方面容易导致原文至上的“异化”翻译倾向,但另一方面,其出版属性却又可能使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读者中心主义和“归化”翻译倾向。但在目前的实践中,尽管审阅者可能会对教材的翻译内容、翻译风格施加影响,但整体而言,中韩教材翻译大多未能脱离“原语中心论”的樊篱,较多呈现的是对原文的亦步亦趋。内在因素同样影响着教材翻译,特别是译者主体地位的缺失,严重限制了翻译行为的自由空间。此外,译者对“全译”的理解偏差,译者的专业知识、语言知识以及文化背景知识不足等问题,导致了以下现象频现：译文的翻译风格具有类同性、句子结构变化比较少、直译多意译少、汉字词多固有词少、’汉字并记注释多、逐字译和“翻译腔”以及不同程度的内容和文字误译等。因而,中韩教材的翻译现状是由教育、出版、意识形态、文化以及译者和文本等内外因素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之下的协商整合。然而,本文认为,教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其翻译的根本原则是教育功能的转移,因此,教材翻译须以国家政策导向及规范为前提,原文内容及体系为基础,充分而有序地考虑翻译发起人、委托人、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再结合目的语文本自身的功能、介质特点,制定出适合教材翻译的策略以及对策略实施主体的教育模式。由此而提出的“文本”、“创造性”、“检索”“译者”翻译策略以及“机构专业学习”、“自我学习”相结合的翻译教育模式则指向于探求教材教材翻译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