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两院制是以深厚的政治文化积淀为基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适应客观需要而确立的。从殖民地到州的议会实践为国会两院制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可靠的政治氛围。从大陆会议到邦联国会的政治联合推动了国家主义的成长，使赋予国会足够的权力成为可能。经过1787年制宪会议的激烈争论，国会两院制最终在宪法批准后得以实现。 美国国会两院制的最初发展得益于英国悠久的两院传统。英国议会是“世界议会之母”，当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专制黑幕的笼罩之中时，英国议会两院就已经制度化了。17世纪清教徒革命进一步印证了两院制的合理性，为殖民地的议会发展做出了示范。因此，英属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成立议会就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从1619年弗吉尼亚大议会召开到1774年独立战争爆发的一百多年里，各殖民地议会从简单地移植、模仿母国的两院模式到逐渐发展得相对成熟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北美社会相对英国有自己的特殊性，英国混合政体中的三要素在殖民地只有平民因素有完全的体现，王权、贵族因素是母国强加的，在北美并没有生存的土壤。这样，虽然绝大多数殖民地形式上采用的是英国式的两院制，但其实质必然会与英国日益相左。强大的平民力量推动作为下院的代表议会逐渐成了政治生活的主角，身为上院的参事会则无法起到理论上期望的平衡作用。 革命年代的动荡考验了各州的议会体制。战争的严酷环境使得对政治体制的变革偏于极端，行政首长的权力被过分地削弱了，对参议院的作用没有形成较一致的看法，众议院得以凭其已有的地位获得巨大的权力，形成了“一边倒”式的两院制(极端形式是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的一院制)。过于虚弱的行政权力和起不到制约作用的参议院不能阻止下院的滋肆，出现了立法混乱的严重局面。随着革命激情的逐渐淡去和众议院专权弊端的日益显露，英国混合政府理论关于制衡的精髓被重新重视起来，各州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增强参议院权力、实现两院平衡的改革。 在以州为主要政治舞台的革命年代，大陆会议及随后的邦联国会作用有限，没有能进行实质性的政权建设。大陆会议是应急所需的临时机构，没有合法的基础；邦联国会本身就是难产，一出世就面临困境。随着部分州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州际关系、对外关系的危机，加强邦联权力也提上了日程。经过战争和邦联时期的锤炼，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从狭隘的地方利益中挣脱出来，把视野转向了整个大陆范围的福利，愿意把自己视为美利坚人。英国的压迫已经远去，革命所要极力维护的人民的权利—实际就是州议会的权利—已经被证明并不能如期望的那样能够不需要一个总权威就可以得以维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全国政府的条件成熟了。 在制宪会议上，吸取十三个州一院和两院实践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大州代表提出的弗吉尼亚方案主张国会实行两院制且两院都代表人民。小州代表以新泽西方案相对抗，要求在既有的一院制国会框架内进行修补，以授予邦联国会更大的权力来解决眼前的难题。会议多数代表都表示赞成前者，反对后者:邦联体制无论如何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全国政府必须能够代表人民，直接对每个公民行使权力;如果仍然一切都求助于各州政府，那无论如何加强邦联国会的权力，都将于事无补。在无法阻止众议院实行比例代表制的情况下，州权派以参议院实行州表决权平等的邦联原则为自己做出让步的底线，坚决不肯再退让半步。为了不使会议无果而终，大州代表不得不接受了小州代表的要求。 这样，制宪会议对国会两院制最终妥协的结果是众议院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包含国家主义的要素;参议院议席分配各州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体现联邦主义的原则。众议院在财政问题上有优先权，参议院则在人事任命和对外关系问题上有特权，两院的权力基本均衡。 宪法获得批准后，两院制国会于1759年4月成立了。国会两院分别代表人民和州，虽然与国家主义者的期望有相当的差距，但毕竟是他们的巨大胜利:众议院直接产生于人民，克服了邦联最大的缺陷;参议院虽然可以近似地视为州政府在联邦的代理机构，但其人数少、任期长、薪金固定且由国库开支等一系列特征符合两院制理论对第二院的期望。邦联的困境、国家主义的成长促成了比例代议制的众议院，多数州两院制实践中参议院权力偏弱造成的弊端及宾夕法尼亚实行一院制产生的严重后果促使制宪会议不论参议院如何组成，都要大大加强其权力。 总之，美国国会两院制建立在从殖民地到州长期议会实践的坚实基础之上，同时又符合联邦制的客观实际，因而能够在确立之后长期有效地运转，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