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位于今新疆境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此地发现了大量的纸质文书,书写文字有汉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等,内容包括赋税、田制、户籍、兵役、宗教、文学和教育等,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研究吐鲁番文书中的习字文书,力图通过对习字文书的研究来探索高昌时期和唐代西州时期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目前所刊布的材料,经过笔者的整理,共收集到40余件习字文书,分为：单纯习字文书、算学习字文书、儒家典籍习字文书、书法习字文书、诗歌习字文书、习字纸断片和千字文习字文书。其中最后两类习字文书约占整个习字文书的三分之二,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加之这两类文书内容单一,故本文中未对这两类文书做系统研究：另有一件《唐写古诗习字残片》文书,这在李肖、朱玉麟的《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研究》中有独到的见解,本文亦不再赘述。本文在前四类文书中各选择一件或者两件具有代表性的文书来进行详细讨论。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从当地的历史文化、吐鲁番文书和本文所涉及的习字文书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第二章,吐鲁番出土的四类习字文书具体研究：第一节,对《武周学生令狐慈敏习字》文书进行探索和研究。这两件文书内容简单,只书写了一个字,但是其中涉及到了令狐慈敏、和阁利两个学生的名字,并且文书的纪年是用武周新字书写的。同时这两件文书的书写时间相差两日,这向我们展示了武周时期西州学生的练字学习情况。第二节,对《古抄本乘法诀》和《数字习字纸片》进行分析和研究。吐鲁番文书整理者将《古抄本乘法诀》列为高昌时期的文书,笔者根据《新唐书》、《唐会要》的相关史料中关于高昌人民“有文字,知书计”的记载考证得出,高昌地区存在有数学教育,而这件《古抄本乘法诀》文书即是有力的证据之一。《数字习字纸片》是大谷探险队在新疆盗掘所得,由日本学者小田义久负责整理,并将之确定为唐代西州时期。笔者查阅《新唐书》、《旧唐书》、《唐六典》等相关资料可知,唐朝设立了“算学”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央设立了官办的“算学馆”,并在各地设立有州学、县学。这件《数字习字纸片》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唐代西州地方官学里的数学教育。第三节,对《<论语>习书》进行分析探究。《<论语>习书》的书写时间被确定为高昌时期,阅读文书整理者对于该墓的年代说明,加之笔者的推测,指出其最有可能的书写年代是在高昌王国麴氏统治时期的前半个世纪,即501-558年。在此期间,高昌王国与内地关系紧密,据《魏书》、《周书》、《北史》记载,当地“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高昌王曾经遣使朝贡,也曾“求解五经、诸史”,另有“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像”的记载。此文书可以与史料相互印证,说明当地儒家文化的繁荣。第四节,对《唐人习字》文书进行分析和讨论。唐代文化繁荣,书法昌盛,不但有专门的“书学”考试制度,而且在中央还设立有官办的“书学馆”。另外唐朝还诞生了众多的书法名家,创造了大量的书法理论专著,足以证明唐朝书法艺术的强盛。这件《唐人习字》所临写的是晋朝卫夫人的法帖《与释某书》的内容,足见魏晋书法艺术不但传播于唐朝,而且远播西域。第三章,总结。从古代教育的角度分析,特别是从本文所述的四类习字文书来看,隋唐时期的教育虽然有阶级之分,但是分科细致,管理有序,内容充实,对于当代教育应有所启示,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