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出现了许多颇有学术份量的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成果，但相对忽略了在现代出版业已经初具规模的上海租界的文化环境中，张爱玲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她所依存的新闻出版业，其中主要是期刊对她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正是在1943—1945年张爱玲的文学现场中，以《杂志》与张爱玲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杂志》文化与商业并重的经营策略对张爱玲的走红、文艺观、美学风格的影响，来探寻张爱玲研究中的几个疑点问题。本文分三部分： 一、双向选择：张爱玲的崛起与《杂志》的宣传。在沦陷区荒凉的文坛上，张爱玲成名的迅速和辉煌的短暂几近成了上海滩的一个传奇。张爱玲的走红与出版业的沉浮兴衰密不可分。战争使张爱玲中断学业，被迫卖文为生，并积极在出版界寻求合作伙伴。她无意为已成颓势的鸳鸯派重造声势，她的文章发表在《紫罗兰》上只是为感激主编周瘦鹃的知遇之恩。张爱玲因与《万象》审美趣味和艺术理念的差异及她与《万象》老板的稿酬之争而最终放弃了《万象》。而《杂志》的双重身份使它把培养“新进作家”作为其商业运作的重要举措，并以其审美倾向与张爱玲的风格切近和优厚的稿酬而赢得了她的青睐，最终通过张爱玲文学自身的艺术魅力和《杂志》对张爱玲不遗余力地追捧使张爱玲迅速走红。张爱玲的走红是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的最佳范例。 二、话语重建：《杂志》的文化重建策略与张爱玲的文艺观。上海沦陷后，新文学退场，在日伪的文化高压下，文坛一片荒芜。《杂志》为完成自己与日伪争夺文化阵地的政治使命，以商业运作为依托，实施了一系列以对新文艺整理、反思为主的文化重建工程。正是《杂志》包容一切文学样态的胸怀和坚决促成新文艺复兴的魄力，最终玉成了张爱玲的文艺观。张爱玲以“小说就是个故事”的文艺观弱化了小说的“载道”功能，并建构了以参差对照为主要特色的文学世界，实现了由“雅”向“俗”的定位，出其不意地走出了五四文人面对世俗社会的心理怪圈。 三、边缘叙事：《杂志》的“灰色”外衣与张爱玲的“荒凉”美学。“荒凉”是张爱玲对乱世景象一种描述，也是张爱玲作为女性所特有的感触。《杂志》的双重身份使之被推至某种价值的暖昧边缘，而张爱玲的女性叙事又被男性热衷的“宏大叙事”挤兑到边缘，两者存在着同构、共生的关系。正是在这样曲折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杂志》颇为关注女作家的兴起，并直接促成了苏张局面的形成。而在乱世中谋生又谋爱的艰辛使张爱玲倍感“荒凉”，于是她以“蹦蹦戏花旦”的主体意象作为她的精神慰藉和人生哲学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