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正发生着“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挑战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模式,最终导致把哲学问题转变为语言问题,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20世纪初产生的索绪尔语言哲学的关注。巴赫金在其著名语言哲学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中对索绪尔的批判无疑秉承了这股风气。同时,巴赫金语言哲学产生之初正是俄国社会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十月革命”后不久的时期。1922年,列宁发表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成为苏联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此后便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其中就包括在1929出版《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巴赫金。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苏联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都有巨大影响。“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是巴赫金的开场白。在192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巴赫金提出了自己的“对话主义思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揭示了一个观点多元、价值多元、体验多元的真实而又丰富的世界,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理论自身的范围。对话成为联结古今文化的桥梁。它具有独立性、自由性、未完成性和复调性等特点。对话——独语——对话的不同形态,展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对话主义是巴赫金在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下长期研究文艺作品的产物,这一理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调解各区域、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政治争端,以及加强我国公民道德责任感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的道义取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